歷史上的姚思廉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歷史上的姚思廉,希望對你有幫助。
歷史上的姚思廉
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還“醫(y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難病癥,得到賞賜頗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以至于邊地和外域都前來求醫(yī)。僧垣“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這種較充裕的收入,游歷求學,購聚圖書,見聞日益廣博。姚察十三歲時就顯露出才華,“于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姚察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保持終生,即使在當了陳朝吏部尚書以后,仍大力尋求天下圖書,遇到?jīng)]見過的書即馬上抄錄下來。他聚書多達萬余卷,并都閱讀過,為梁、陳、隋之際公認的著名學者。隋平陳以后,隋文帝楊堅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興,他對臣下說:“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鐘》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tǒng),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歷史上的姚思廉三朝仕宦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統(tǒng)一之際,一生經(jīng)歷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zhuǎn)會稽王主簿。入隋后,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貞觀九年(635)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yè)十三年(617),李淵乘農(nóng)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zhèn)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于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占領長安后,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于王。”正往里沖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于是紛紛停立在大堂臺階之下。李淵聞知,于是準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后,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后,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zhàn)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jié),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于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并附信說:“想節(jié)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yōu)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并命文學褚亮各為贊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余風勵俗”①。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jié)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后,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于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于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fā)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游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游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號“康”,特準許葬于昭陵。
歷史上的姚思廉成就
史學思想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鑒的著述宗旨。唐初統(tǒng)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歷史經(jīng)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鑒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fā)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并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垂鑒戒”,主要著眼于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jīng)驗;“定褒貶”,主要著眼于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敘其執(zhí)法嚴明;《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chǎn);《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于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姚思廉多次總結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jīng)驗,著重強調(diào)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于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認為,歷史是發(fā)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xiàn)象,“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shù),盛衰相襲”①,認為歷史取決于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歷數(shù)斯窮,蓋亦人事然也”。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jīng)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歷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臺,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著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②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于長安。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③。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于隋聯(lián)系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xiàn)較早,屬于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則失之于驕傲,“享國十余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后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舉,這說明,由于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制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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