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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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轍，字子由，晚年號潁濱遺老，眉州眉山人，蘇洵之子，蘇軾之弟，父子三人并稱“三蘇”，均屬唐宋八大家，北宋時期的文學家、詩人，官至太中大夫。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希望對你有幫助。

　　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

　　蘇轍(1039-1112)，字子由，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神宗朝，為制置三司條例司屬官。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為河南推官。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元豐二年(1079)，其兄蘇軾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被捕入獄。他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不準，牽連被貶，監(jiān)筠州鹽酒稅。元豐八年，舊黨當政，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復端明殿學士，謚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洵、兄軾齊名，合稱三蘇。

　　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生平

　　宋仁宗寶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與蘇軾一起中進士。不久因母喪，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與蘇軾同中制舉科。當時因“奏乞養(yǎng)親”，未任官職，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寧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豐八年(1085)，舊黨當政，被召回，任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進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等職，直至崇寧三年(1104)在潁川定居，過田園隱居生活，自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復端明殿學士，謚文定。

　　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評價

　　治學

　　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以儒學為主，最傾慕孟子而又遍觀百家。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說“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亂而不至于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分析當時政局，頗能一針見血?！渡匣实蹠氛f“今世之患，莫急于無財”，亦切中肯綮。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為今用。《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敵而后方安樂腐敗的現(xiàn)實?！?三國論》將劉備與劉邦相比，評論劉備“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也有以古鑒今的寓意。

　　寫作

　　在古文寫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張。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認為“養(yǎng)氣”既在于內(nèi)心的修養(yǎng)，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歷。因此贊揚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氣。例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于一爐，于汪洋澹泊之中貫注著不平之氣，鮮明地體現(xiàn)了作者散文的這種風格。

　　蘇轍的賦也寫得相當出色。例如《墨竹賦》贊美畫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態(tài)寫得細致逼真，富于詩意。

　　蘇轍寫詩力圖追步蘇軾，今存詩作為數(shù)也不少，但較之蘇軾，不論思想和才力都要顯得遜色。早年詩大都寫生活瑣事，詠物寫景，與蘇軾唱和之作尤多。風格淳樸無華，文采少遜。晚年退居潁川后，對農(nóng)民生活了解較多，寫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現(xiàn)實生活較為深刻的詩。抒寫個人生活感受之作，藝術成就也超過早期，如《南齋竹》：“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見舊溪山。”意境閑澹，情趣悠遠。蘇轍于詩也自有主張。他的《詩病五事》以思想內(nèi)容為衡量標準，對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等都有譏評。如說李白“華而不實”，說“唐人工于為詩而陋于聞道”，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爭論

　　元豐五年(1082年)河歸北流后，依然決溢不斷。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書監(jiān)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張問“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東流之議復起。大臣文彥博、安燾、呂大防、王巖叟、王覿和都水王令圖、王孝先、吳安持、李偉等，都力主回河東流;右相范純?nèi)屎吞K轍、曾肇、趙瞻、范百祿、王存、胡宗愈等則主張維持北流，反對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詔稱：“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xù)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

　　蘇轍面對回河加速之勢，連上三疏，極力反對，大意謂：“議復故道，事之經(jīng)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余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淀，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并行之理?縱使兩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費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針對北流致“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等三說進行了反駁，極力主張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詔停止回河及修減水河;七月，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jiān)仍堅主東流或“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

　　八月，蘇轍再次上疏稱：“夏秋之交，暑雨頻并。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fā)回河之議，都水監(jiān)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堤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于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后議。”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蘇轍又兩次進言諫阻東流，并要求“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jiān)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之辭相警告。但以太后為主的中樞始終傾向東流，雖時停時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東流。紹圣元年(1094年)，“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

　　這次黃河回復東流，不過僅僅五年時間，至元符二年(1099年)，黃河于內(nèi)黃決口，東流斷絕，主流又趨向北流，仍至乾寧軍一帶入海。積極主張回河的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等被朝廷加罪，“投之遠方”，結束了第三次回河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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