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交往最頻繁的時期之一。那你知道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有哪些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的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歡迎大家閱讀。
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李世民兄弟相殘
大唐王朝的開國皇帝李淵共有二十二個兒子，其中正妻竇氏所生嫡子四人，即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李玄霸早夭，其余三人在李淵建唐過程中都立有功勞。當李淵在太原起兵時，李建成是左軍統(tǒng)帥，李世民是右軍統(tǒng)帥，李元吉是中軍統(tǒng)帥，留守太原。
李淵稱帝的當年便冊立李建成為太子，又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這里面本來就有早定名分、以免日后兄弟相爭的意思。但是，李淵稱帝的時候，天下還 遠遠談不上穩(wěn)定。不僅群雄逐鹿，連年廝殺，而且光皇帝就有好幾個，李淵只是其中之一。盡管他占據(jù)長安，有居高臨下的優(yōu)勢，但實力也不見得最強。李唐得以逐 一消滅群雄，統(tǒng)一天下，李世民當推首功。
李世民在開國后的幾年里，不僅建立了功勛，樹立了威望，更重要的是，他大大發(fā)展了自己的勢 力。不僅網(wǎng)羅了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jié)等著名將領(lǐng)，又廣泛結(jié)交名士，比如房玄齡、杜如晦等著名的十八學士，都成了他的謀士。所以，他的勢力無人能比。李 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打過一些勝仗，雖然沒有李世民那樣雄厚的實力，但是，他有太子這個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親國戚聚集在他的周圍;而且他長期留守 關(guān)中，在京城長安一帶有穩(wěn)固的基礎(chǔ)，甚至宮廷的守軍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還把齊王李元吉拉攏過去?？偟恼f來，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武德七年(624年)，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雙方的斗爭達到了白熱化和公開化的程度。李建成預感到李世民的威脅日益嚴重，兄弟之間仇殺不可避免，于是決定 先下手為強。積極擴充東宮實力，以防不測。他私自招募四方驍勇之士兩千人，充為東宮衛(wèi)士，號稱長林兵;又派心腹可達志赴幽州(今北京市附近)招募突厥騎兵 三百余人，納入東宮諸坊。李淵得知后，為控制事態(tài)，將可達志貶往外地，痛斥了李建成一頓。但李建成仍不死心，又暗令心腹楊文干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募兵， 秘送東宮。
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三皇子互不相讓
李淵看得出，如果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穩(wěn)操政柄，妥善解決兄弟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朝廷必將大亂，手足之間也會生成誅殺之禍。他決定必須支持一方，穩(wěn)住 另一方，使雙方都有所收斂，緩和斗爭的尖銳程度。他權(quán)衡再三，覺得還是站在李建成一邊，更有利于政局的穩(wěn)定。這是由于：第一，李建成是長子，而且已經(jīng)立為 太子，天下臣民家喻戶曉，站在李建成一邊，既符合傳統(tǒng)，也有利于現(xiàn)實;第二，站在李建成一邊，可以使其由弱變強，增加其與李世民抗衡的政治力量，遏制李世 民居功自傲的氣焰;第三，站在李建成一邊，不用改立皇儲，擁嫡派的文武大臣不會受到政治上的沖擊，可以保持大局的穩(wěn)定。
李淵的決心下 定以后，對幾個兒子的態(tài)度更加明朗化了。他一方面向諸子宣傳孝悌之道，以史為鑒，希望兄弟間能化干戈為玉帛;另一方面，仍然重用李世民，重大的政令和軍事 行動都聽取他的意見;他對太子李建成也十分關(guān)注，注意其政治動向。同時，他還想利用齊王李元吉這張牌，來平衡李建成與李世民之間的關(guān)系。但是，李元吉則認 定李世民不會甘居人下，他與李建成的仇恨由來已久，不可能重歸于好;況且，李元吉也有奪宗之心。因此，李元吉采取消極的不合作的態(tài)度，這使李淵更加為難。
七月里的一天，李淵為了緩和三兄弟之間的矛盾，帶著他們到長安城南打獵，并讓他們馳射角勝。李建成故意讓李世民騎他的一匹難以馴服的烈馬。李世民剛騎上 馬，馬就狂蹦亂跳起來。李世民急忙跳下，再騎上去。誰知剛一上去，馬又蹦跳起來。這樣反復了三次，李世民才降伏了這匹烈馬。他騎在馬上，對旁邊的人說： “有人想用這匹馬害死我，豈不知死生有命，怎么害得了呢?”李建成聽了，便抓住李世民所說的“死生有命”大做文章，通過嬪妃們向李淵告狀：“秦王太狂妄 了，他說天命在他身上，是一定要坐天下的人，不會輕易死掉!”李淵大怒，立即召見李世民，責備他說：“天子自有天命，不是你耍點手段就能當?shù)蒙系?我還沒 死，你為什么這樣心急呢!”李世民再三解釋，李淵就是不聽，拍著桌子大發(fā)脾氣。正在鬧著，外面送來情報，說突厥又入寇北邊。李淵要靠李世民出征，只得草草 了結(jié)此事。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一天夜里，李建成請李世民赴東宮飲宴，暗中放了慢性毒藥。李世民宴罷回到秦王府，嘔吐腹瀉不止，最后竟吐出血來。多虧他平日禮賢下士，府中聚有名醫(yī)，經(jīng)多方搶救，終于脫險。這一次大難不死，李世民提高了警惕，與李建成更是水火難容了。
李世民為了在爭權(quán)斗爭中萬無一失，派心腹溫大雅去鎮(zhèn)守洛陽，并用大量金帛作為賄賂費用，令心腹張亮去交結(jié)山東豪杰，以便長安事變一旦失手好有后路可退。李元吉得知此事，便告發(fā)張亮圖謀不軌。于是，李淵下令將張亮下獄，但張亮死不認賬，李淵只好又將其無罪釋放。
在兄弟之間矛盾日深的情況下，李淵為了緩和他們兄弟之間的關(guān)系，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他對李世民說：“首建大謀，削平海內(nèi)，都是你的功勞。因此，我打 算立你為嗣，但你執(zhí)意推辭。況且建成年齡居長，又為嗣已久，沒有什么大的過錯，我實在不忍心廢棄他。據(jù)我觀察，你們兄弟之間已很難相容，如果都在京城，必 然爭斗不已。我想讓你出鎮(zhèn)洛陽，主持東部政務(wù)，并準許你建天子旌旗，像漢朝梁孝王那樣。”
李世民深知此舉是父皇對自己的寬容，同時也 是對自己政治企圖的偵測。而且他也知道，一旦離開長安這個政治中心，自己就很難達到奪取太子地位的目的。于是，他就以不愿離開父親、愿在膝下盡孝為由推 辭。但是，李淵還是執(zhí)意要他離開長安去洛陽。他安慰李世民說：“天下一家，東、西兩都相距不遠。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洛陽看望你，你用不著為此悲傷。”
李建成和李元吉得知這個消息以后，認為如果讓李世民去洛陽，擁有土地和甲兵，就很難控制他了。而把他留在長安，只不過是一介匹夫，取之甚易。于是，就在 李世民將去洛陽赴任的前夕，他們指使數(shù)人秘密上書言事，誣告說：“秦王左右聽說要去洛陽，個個手舞足蹈，高興異常，看樣子秦王再也不會回到長安了。”又令 心腹密勸李淵，細說其中利害。在這種情況下，李淵又改變了主意，不再讓李世民出鎮(zhèn)洛陽。
李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走內(nèi)宮路線，多方 討李淵妃嬪們的歡心。妃嬪們知道他是將來的接班人，便與他交好，在李淵的面前說他的好話。同時，也幫助他時不時地散布一些李世民壞話。而李世民也利用妻子 長孫氏在父皇身邊服侍的機會，加緊收買宮門守將，做先發(fā)制人的準備工作。在東宮和齊王府，他也安插了自己的耳目。
事態(tài)發(fā)展得日益嚴重了。在李建成、李元吉和妃嬪們的勸說下，李淵曾想廢黜李世民，以確保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大臣陳叔達諫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能廢黜。況且他性格剛烈，假若無故加以抑制，恐怕要發(fā)生難以預料之事。到那時陛下后悔就來不及了!”
李淵只得作罷。
李元吉早有奪宗之心。對庸懦的太子李建成，他倒不十分擔心，唯一顧忌的便是秦王李世民。此時，他見有機可乘，便大膽地勸說李淵，請求除掉李世民。李淵回 答說：“秦王有平定天下之功，如今罪狀并不顯著，有什么理由除掉他?”李元吉說：“平定洛陽時，秦王就已萌動奪宗之心。當時他散發(fā)錢帛，交結(jié)豪杰，私樹己 恩，收買人心，又違抗君命，顧望遲留，這不是造反是什么?怎能說沒有理由殺掉他!秦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留著他早晚是個禍害。望陛下三思!”一席話說得 李淵怦然心動，但他無法輕易勾銷父子之情，仍然不忍下手，不過也沒有責罰李元吉的誅兄之心。
父皇的舉動，李世民一清二楚。當他得知上述情況以后，便決定先下手為強，殺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逼父皇退位。
秦王府驍將謀士甚多，李建成、李元吉頗為忌憚。他們曾用重金收買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人，以便尋找刺殺李世民的機會，但都碰了釘子。尉遲敬德是李世民手下 第一員猛將。他們更是放心不下，收買不成，便派刺客前去刺殺，但也沒有得手。李元吉又向李淵進讒言，欲將尉遲敬德下獄治罪，多虧李世民多方相救，尉遲敬德 才得以脫險。此計失敗后，李建成又鼓動李淵將李世民的心腹謀士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李世民深感如此下去秦王府將要被擊垮，再不動手只能坐以待斃。為了試探元勛宿將的態(tài)度，他冒著危險問計于靈州大都督李靖和行軍總管徐世責力，二人均不置可否。既不出主意，也不去告發(fā)，李世民心里便有了底。于是，他決定搶先動手。
關(guān)于唐朝的故事：尊重諫官廣開言路
唐太宗為確保廣泛聽取臣下進諫有制度上的保證，健全了封駁制度。在中書省和門下省之間的關(guān)系上，中書省制敕詔命草成后，由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然后 交門下省(給事中、黃門侍郎)封駁，議論其得失，然后由宰相作出決斷。決斷交皇帝裁決，裁決后交付尚書省執(zhí)行。然而這一制度上的規(guī)定，往往不被有關(guān)部門及 其官員認真地付諸執(zhí)行。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對一些大臣“奉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的狀況甚為不滿，再次強調(diào)：“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wěn)便，皆須執(zhí)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 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wěn)便，必須執(zhí)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在健全封駁制度的同時，唐太宗又重視發(fā)揮諫官的作用，注意 諫官的選擇。“玄武門事變”后，李世民當即起用原東宮府中的王珪、韋挺、魏徵為諫議大夫。規(guī)定“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唐初的諫官包括左右散騎常侍4人(掌規(guī)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8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12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上封 事)，左右拾遺12人(掌同補闕)。例如王珪、魏徵，均由諫議大夫最后被提拔擔任侍中職務(wù)，掌管對中書省起草的詔令進行議論封駁。貞觀后期嶄露頭角的褚遂 良，亦是最初任諫議大夫，經(jīng)黃門侍郎而最終被任命為中書令，負責掌管詔令的起草，是繼魏徵、王珪之后又一位以直諫著名而又握有重要權(quán)力的大臣。
在鼓勵臣下直諫的政策下，有人在進諫時難免有夸大其詞的地方。貞觀八年(634年)，中牟縣縣丞皇甫德參在上書中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 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閱后大怒，對房玄齡等人說：“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發(fā)，乃可其意邪!”想要對皇甫德參以“謗訕”論罪。魏 徵聞知后，進諫說：“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謂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圣人擇焉，惟陛下裁察。” 太宗聞諫后，也意識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同時，賜絹20匹。至于乘廣開言路之機誣陷他人者，如本書前引陳師合誣陷杜如晦，結(jié)果被流放到嶺外;有 人誣告魏征謀反，結(jié)果誣告者被依照誣告反坐法律處以死刑?？梢?，唐太宗鼓勵直諫的同時注意劃清言詞“激切”與有意“訕謗”的界限;對于誣陷他人以及以直諫 為名“訐人細事”，則依法論罪。這一切，都是為了廣開言路，以利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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