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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之戰(zhàn)發(fā)生的時代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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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波利之戰(zhàn)始于一個英國法國聯(lián)盟的海軍行動,目的是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占領伊斯坦布爾。這場戰(zhàn)役是一戰(zhàn)中最著名的戰(zhàn)役之一。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加里波利之戰(zhàn)發(fā)生的時代背景介紹,希望你喜歡。

  加里波利之戰(zhàn)發(fā)生的時代背景

  在1914年的馬恩河戰(zhàn)役之后,協(xié)約國和同盟國在法國北方和比利時一角的戰(zhàn)線上陷入了僵持狀態(tài)。法國大臣推薦采取“外圍戰(zhàn)略”的辦法打破僵局。1914年11月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提出憑借英國海軍的實力打開達達尼爾海峽登陸,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陸,直取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把土耳其逐出戰(zhàn)爭。一方面又減輕俄羅斯高加索山戰(zhàn)線的壓力。得到君士坦丁堡控制的金角海就可直通黑海,支援血戰(zhàn)的俄國軍隊。并且,希望幾次開辟南線,攻打奧匈帝國。此設想,在戰(zhàn)略上固然相當高明,但實行起來卻搞得一團糟。1915年1月2日英國政府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請求,決定在達達尼爾海峽展開一條新戰(zhàn)線。

  加里波利之戰(zhàn)的影響

  加里波利之戰(zhàn)是一戰(zhàn)中的著名戰(zhàn)役,是當時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海上登陸作戰(zhàn)行動。此戰(zhàn)以奧斯曼帝國勝利告終,協(xié)約國戰(zhàn)敗且付出慘重的傷亡代價,丘吉爾下臺,名譽掃地,因而此戰(zhàn)也稱為丘吉爾的“滑鐵盧”。

  史學家分析此次作戰(zhàn),計劃疏漏,指揮不當,配合不力,導致傷亡慘重。其中,失敗很大原因歸咎于指揮者的優(yōu)柔寡斷,正如一名英國歷史學家所言:“這是一個正確、大膽而有遠見的計劃,但卻被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英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錯誤給斷送了。”

  在加里波利戰(zhàn)役期間,穆斯塔法·凱末爾還只是土耳其第19師的師長。多年以后,在成功領導軍隊贏得獨立戰(zhàn)爭并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之后,他被尊稱為“土耳其之父”。

  史書記載,一名澳大利亞士兵曾與凱末爾意外遭遇,并試圖向他射擊。但一股無法解釋的力量使他的肌肉麻痹,子彈只射中了凱末爾的表,而他本人卻安然無恙。這塊壞了的表據(jù)信在德國人手里,并曾引起土耳其和德國之間的外交爭端。

  戰(zhàn)壕戰(zhàn)是很殘酷的。雖然彈藥不足,但每平方米土地平均仍落下了6000顆子彈。協(xié)約國8月份在蘇夫拉灣的攻勢同樣未能達到目的,進攻部隊的消沉情緒最終導致樂觀的丘吉爾計劃落空,奧斯曼帝國獲勝。協(xié)約國的戰(zhàn)敗使丘吉爾丟了官,名譽掃地。

  澳大利亞大學教授布魯斯說:“在我們的國家,人們都說加里波利戰(zhàn)役是澳大利亞的象征性勝利和英帝國的失敗。有人指責英國將我們拖入了那場敗仗,我們認為我們的作戰(zhàn)方式是勇氣和膽量的展示。”

  加里波利之戰(zhàn)基本內容

  英國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冒險,是馬虎策劃和錯誤判斷的結果。除曾敦促攻占達達尼爾海峽的丘吉爾外,這個地區(qū)是英國陸軍部很少考慮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給基切納勛爵,請求報答俄國的支持時,才激發(fā)了陸軍部的興趣。不過五個月前,俄國不顧一切戰(zhàn)略上的考慮,答應協(xié)約國的要求,在東線進攻德國以減少西線的壓力。現(xiàn)在俄國同時在波蘭同德軍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軍爭斗。大公企求“某種對付別處土耳其軍的牽制行動,海軍的或陸軍的都可以”。

  英國對土耳其的政策,是喪失時機的政策。搖搖欲墜的奧斯曼帝國,在大戰(zhàn)最初幾個月英俄猛攻下,不會幸存下來。達達尼爾的陳舊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兩座兵工廠,都暴露在戰(zhàn)艦的近距離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協(xié)約國艦隊能夠不費力地穿過達達尼爾,被土耳其軍認為是當然之事。土耳其官方歷史以使人驚異的坦率承認:“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島的任何地點成功地登陸將是可能的,用陸上兵力攻占海峽也將是比較容易的。”

  作為歐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島,有六十英里長,四到十三英里寬。這條幾乎是荒蕪的多山狹長地帶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條泥土公路縱貫全島。俯視海濱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優(yōu)良的防御陣地,保衛(wèi)著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邊,一條四十英里的水道從馬爾馬拉海流入愛琴海,寬度從一千四百碼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萊斯蓬特著稱的達達尼爾從不冰凍;但它的雙向的潮流,疾轉的風向和猛烈的風暴,使航行成為難事。

  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是理解奪取達達尼爾好處的唯一主要的英國人。從戰(zhàn)爭爆發(fā)開始,他就徒勞地倡導攻打加利波利。英國最近一次演習是在八年以前,帝國防務委員會得出結論,一支軍隊面對敵人據(jù)守的陣地,不能奪取一個灘頭陣地。丘吉爾攻占達達尼爾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個有限的軍事目標。這是通向俄國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將便利同英國的東方盟國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國陸軍部按照大公的請求行動。丘吉爾建議,俄軍參加協(xié)約國兩條戰(zhàn)線的陸海攻勢,從黑海進攻土耳其。俄國人同意這將增進對他們有利的形勢,但同他們蓄謀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的意圖有矛盾。協(xié)約國將分享這一勝利使俄國人感到不安,他們謝絕了丘吉爾的提議。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承認,“我很不喜歡這種想法,即海峽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們的協(xié)約國攻占,而不是被俄軍攻占……我很難向他們隱瞞這個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沒有俄國人,英軍仍然決心進行這一入侵。老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在七十四歲時復役。1915年1月初,丘吉爾得到費希爾的支持,打電報給地中海艦隊指揮官薩克維爾·卡登海軍,請他對英法聯(lián)合進攻作一估計。卡登回答說,這一計劃將為協(xié)約國開辟達達尼爾。但軍事計劃人員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發(fā)展——他們對加利波利的雜亂的和無意義的進攻,最后將推動土耳其軍在德國的支援和物質幫助下,加強他們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國主力艦(包括裝備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麗莎白女王號”)、四艘法國戰(zhàn)列艦和輔助艦只組成的英法聯(lián)合海軍機動部隊,于1915年2月19日駛進達達尼爾的入口處。在炮火把外炮臺打啞之后,突擊部隊巡游這個地區(qū),把土耳其遺棄的大炮火門塞住。氣候不良使進攻推遲了五天,然后協(xié)約國恢復了對入口處其余炮臺的零星轟擊,迫使土耳其軍退卻。但是當入侵者向海峽上面攀登時,他們發(fā)現(xiàn)土耳其軍有堅強的防御陣地隱蔽在懸崖后面。3月3目協(xié)約國的登陸被擊退了。因為英國計劃人員沒有把飛機定位包括在內,他們只能向土耳其陣地盲目射擊,充其量只獲得了微不足道的戰(zhàn)果。

  開始的時候,無論卡登海軍或是倫敦海軍部都絲毫沒有提到,如果這個海軍中隊沖進馬爾馬拉海,隨后應有什么行動。每個人都認為,只要協(xié)約國的海軍力量一出現(xiàn),土耳其軍的斗志就會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揮又一次海上進攻,但在達達尼爾海峽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艦只開駛進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揮權移交給他的主要助手約翰·德羅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進攻。海峽已經(jīng)反復掃蕩過,都認為在海峽五英里以內沒有水雷了。可是,英軍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區(qū)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們就被放在早先炮擊期間海軍艦隊停留的地方。

  在向炮臺射擊途中,所有協(xié)約國艦只都安全地駛過這個危險地方。由于水上飛機定位的支援,協(xié)約國在午后不久,就打啞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國艦只撤退時,掃雷艇繼續(xù)在已知的危險區(qū)域掃雷。突然戰(zhàn)列艦“布韋號”抖動了一下,裂開了,從甲板上噴出高的煙柱和火焰。它在繼續(xù)行駛中傾覆了,帶著它的艦長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數(shù)浮起來的幸存者被救了上來。附近船上的有些觀察者認為,“布韋號”被一顆土耳其炮彈所擊中;其他人則認為,它撞上了一顆水雷。支援艦只都開上來,看到有炮火閃光的土耳其陣地就進行炮擊,到下午4時,把全部炮群都摧毀了。未幾,未經(jīng)警告,英國戰(zhàn)列艦“不可抗號”和“不屈號”突然傾倒和沉沒,步它們后塵的是“大洋號”。德羅貝克海軍怕再有損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艦只返航愛琴海。等到艦隊越過達達尼爾時,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國戰(zhàn)列艦的艦身上發(fā)生很大的裂縫,只能蹣跚行駛。

  直到大戰(zhàn)結束,協(xié)約國才知道,在進攻的最初幾周,它們就已經(jīng)勝利在握了。敵人的彈藥已經(jīng)耗去了一半,水雷則已經(jīng)用光了。雖然協(xié)約國希望恢復進攻,但被推遲了,后來又改變計劃,部隊在加利波利登陸,海軍也就隨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爾戰(zhàn)爭期間曾任基切納勛爵的參謀長的伊恩·漢密爾頓爵士被挑選來指揮入侵軍時,倫敦陸軍部并沒有制訂作戰(zhàn)計劃。

  漢密爾頓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這些指示發(fā)展成為一個緊密結合的戰(zhàn)役卻得不到幫助。他急急忙忙不帶后方勤務人員就趕往東地中海,所確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揮一支遠征軍入侵加利波利和消滅敵人而已。漢密爾頓對于他的目標的全部知識,來自1912年的土耳其陸軍操典、一張不完善的作戰(zhàn)區(qū)域地圖和在最后一分鐘沖進當?shù)貢曩I來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離開倫敦的時候,他甚至沒有選定在半島的登陸地點。

  由于連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漢密爾頓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亞歷山大和開羅的市場去搜羅空油筒、汽油聽、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倫敦一樣,盡管不準確,所有的地圖和旅行指南都被買來,總比沒有好些。由于缺乏塹壕戰(zhàn)的武器和工具,臨時湊合的軍用工場生產(chǎn)著迫擊炮、手榴彈、掘壕工具和潛望鏡。當?shù)氐捏H夫和他們的牲畜被強征來作交通運輸之用。

  這種匆忙地臨時湊合的作戰(zhàn)在物資、后勤和組織上的缺陷,多少為部隊的勇猛所彌補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還有一個法國師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隊(廓爾喀人),共約七萬八千人,集合起來對付由德國利曼·馮·贊德爾斯指揮的、新建的有八萬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團軍。土耳其的宿敵希臘,志愿出兵三個師入侵加利波利和從西進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權激烈反對。俄國寧愿喪失一切,也不愿冒讓希臘染指土耳其領土的些微風險。

  在艦隊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間,贊德爾斯組織了他的防御,把幾個土耳其師駐守在預料的登陸地點。他得到指揮另一支軍隊的土耳其陸軍部長恩韋爾·帕夏的支援。在備戰(zhàn)中一位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馬爾,即戰(zhàn)后世界眾所周知的基馬爾·阿塔蒂爾克,他是現(xiàn)代土耳其之父。時間是贊德爾斯的最寶貴資產(chǎn),而英國的拖延給他的時間太多了。

  入侵軍的集結待運地區(qū)是希臘利姆諾斯島上的穆茲羅斯港,協(xié)約國小艦隊是4月23日離開那里的。漢密爾頓按照基切納的意見,把登陸限于半島兩邊的二十英里,由現(xiàn)場指揮官來選擇灘頭陣地。兩天后,協(xié)約國在希臘角的四塊不相連接的海灘登陸,他們打算從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國艦隊的阿希瓦瓦高原進發(fā)。從加韋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的兩個師也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稱為澳新軍登陸場。

  這種任意策劃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來了。因為漢密爾頓對加利波利一無所知,他認為執(zhí)行基切納提出的準許他的指揮官自由選擇登陸的時間和地點的建議很容易。澳新軍指揮官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間登陸將使所冒敵人炮火的風險減至最低限度。但指揮第二十九師的英國亨特-韋斯頓下令白天登陸,以便艦隊炮擊守軍。成功的協(xié)約國登陸往往是偶然的,并且發(fā)生在不象會發(fā)生的地點。有一次灘頭陣地的建立,是靠一個人的勇敢。薩羅斯灣的部隊離岸兩英里,那時黑暗籠罩著他們。指揮官B·C·弗賴伯格毫不猶豫地帶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過了這段距離,把照光炬在沿海灘一線點亮。

  伯德伍德的夜間登陸,使他的部隊感到為難,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難以防守的灘頭陣地,當這些混亂的士兵尋找方向的時候,寶貴的時間被浪費掉了。陳舊的運煤船“克萊德河號”,改裝成把巨大的門安裝在船身的登陸艇,可容二千名士兵。當這艘船近岸時,周圍都是運載部隊的駁船,這時土耳其炮開火了。運煤船的船首栽過沙里,但水太深了,無法趟水。一個生還者回憶,“水象水晶一樣透明,我們可以看到,隊形整齊、身穿軍服的士兵的尸體都躺在水底,他們是在爬上岸時被擊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時左右,海灘上死傷枕藉。如果從書店里買來的地圖都是不準確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間登陸,也并沒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預料的有一英里的海灘,事實上長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寬在一百英尺左右,兩端都被懸崖峭壁所阻塞。在這塊有限的地區(qū),部隊、牲畜、炮和補給品亂成一團。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奪取更多土地在開頭幾天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野心。整個澳新軍被圍困在不到兩英里長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寬的海灘區(qū)域。

  在得知登陸消息時,穆斯塔法·基馬爾在幾英里之外的內陸。他統(tǒng)率了八個營和三個炮兵中隊,急忙趕到可以俯瞰灘頭陣地的崖岸,正好及時擊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軍。以前沒有戰(zhàn)斗經(jīng)驗的協(xié)約國部隊,確確實實在對著武器上占優(yōu)勢的敵人作仰攻。他們受到上面炮火的強烈壓迫,發(fā)現(xiàn)他們在這種多巖石的地形,用小鐵鍬在結實的灌木根上進行挖掘是不頂用的。他們拼命在這陡峭的丘陵地尋找?guī)r洞般的洞穴。到黃昏時刻,每一邊死傷人數(shù)都在兩千之數(shù),而基馬爾依舊掌握著高地。

  從山上下來的軍醫(yī),把不計其數(shù)的傷兵運到混亂的伯德伍德的海灘。許多傷員被從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說醫(yī)生和工作人員帶了全副設備和藥品供應已經(jīng)動身來岸,他們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萬六千多名澳新軍已經(jīng)登陸,被丟在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們和列兵們都住在比鄰的地下掩體里,分享同樣的緊急口糧。土耳其軍的不斷炮擊,有時阻擾但沒有終止澳新軍的新接替人員緩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贊德爾斯都不發(fā)動他的主力進攻,寧愿看看協(xié)約國如何部署。在協(xié)約國企圖組織他們雜亂的兵力時,贊德爾斯開始選擇他的反攻陣地。

  贊德爾斯于5月5日對南面灘頭陣地開始主攻,但土耳其軍迅即被得到兩個新來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亞軍擊潰。為了擺脫被阻塞的灘頭陣地,亨特-韋斯頓企圖在5月6日進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雙方流血很多。漢密爾頓親自指揮,但情況并不好些。三天激戰(zhàn),包括反復的白刃戰(zhàn),協(xié)約國所付的代價是部隊的三分之一死傷;而土耳其軍依然控制住高地。

  當炎夏于5月來到加利波利時,瘧疾和痢疾開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終,小小戰(zhàn)場布滿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協(xié)約國死者的墳墩,使空氣中充塞了惡臭。為了防止可以毀滅雙方的時疫,伯德伍德在其醫(yī)務工作人員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軍實行安葬休戰(zhàn)。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暫停戰(zhàn)斗九小時,那時教士、醫(yī)生和安葬隊一起來消除這一威脅。

  簡短的停戰(zhàn)差不多是超現(xiàn)實主義的。所有參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攜帶望遠鏡、武器或窺伺塹壕。除沿著全線?;鹜猓性趬q壕里的部隊,都不把頭伸到胸墻之上。歸還敵人的步槍都要取去槍機,但這個不嚴謹?shù)膮f(xié)定雙方都大方地沒有執(zhí)行。當敵對雙方在狹窄的無人地帶會晤時,緊張不安的氣氛彌漫于前線。有些塹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軍和土耳其軍默默無言地開始挖掘深溝或公墓,但不久雙方就互敬香煙和用蹩腳的土耳其語和英語打趣起來。雙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務。在檢驗尸體身份時,軍官們小心地注意塹壕和警戒系統(tǒng)的配置。傳說基馬爾穿了中士制服,在鄰近澳新軍塹壕的地方,和安葬隊一起工作了九小時。在分手之前,許多人交換了口袋里的雜物。

  在下午三時左右,最后一個死者被慢慢放進安葬的塹壕里,這時一聲槍響沖破寂靜。在這不安的片刻,安葬隊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動,恐懼地意識到他們是處在雙方對著他們的幾千支步槍中間。沒有再聽到第二槍,于是人們轉過來完成了他們的任務。握手道別后,在傍晚時候每一方回到了他們的塹壕。幾分鐘后,在土耳其防線的某個地方一支步槍開火了,戰(zhàn)場上又再響徹了槍炮聲。

  在協(xié)約國集中力量在陸上打仗的同時,在5月底前,敵人的海軍艦只擊沉了三艘英國戰(zhàn)列艦。一艘土耳其輕型戰(zhàn)艦在夜色的掩護下,悄悄地溜進達達尼爾,以魚雷擊中了“哥利亞號”。兩周后,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勝利號”。一天之后,“威嚴號”遭到了同樣命運。地中海的潛艇活動使協(xié)約國驚慌起來,特別是英國。他們擔心“伊麗莎白王后號”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個英國港口。

  隨著裝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夠行駛而不怕水雷的淺水重炮艦的到達,英國在達達尼爾的處境改善了。英國潛艇也進入海峽,駛進馬爾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運遭受重大損失。一艘裝了六千名部隊的運輸艦,在港口就被魚雷擊中。土耳其的損失,計有一艘戰(zhàn)列艦、一艘驅逐艦、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輪船、十一艘運輸艦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國為這種破壞所付的代價,是在派來的十三艘潛艇中損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蘇弗拉灣,用兩個師進行一次新的大登陸。它基本上沒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敵眾的土耳其軍的抵抗,他們從海灘退到高地待援。可是,優(yōu)柔寡斷的英國指揮官,包括漢密爾頓在內,不向前推進,卻浪費寶貴時間去討論戰(zhàn)略。

  到了協(xié)約國決定進攻時,贊德爾斯已經(jīng)贏得時間,從博拉伊爾全力抽調了兩個師到薩里巴伊爾山脊來,協(xié)約國以為這個地方是由登陸時退卻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們認識到優(yōu)勢不在他們這方面時為時已遲,但他們頑強地繼續(xù)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來。由于高地的狙擊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們的隊伍,在海灘上的生活是難以容忍的。8月間,協(xié)約國的傷亡在四萬人以上。

  9月,兩個英國師和一個法國師調來薩洛尼卡,漢密爾頓則被召回了。他沒有獲得另外的指揮權。但是直到基切納勛爵于11月訪問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領會這場大潰敗。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這個半島?;屑{的簡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隊身上的一系列困難。在夏季,他們曾忍受了炎熱、蒼蠅和缺水的嚴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時的傾盆大雨,繼之以雨夾雪,然后轉入眩目的暴風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軍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還有一定程度的舒適,而在蘇弗拉灣的露天部隊就大受其苦了。傾盆大雨使溝壑和溪谷成為咆哮的奔流,沖下了以噸計的泥漿、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馱畜。

  大自然也并沒有饒恕土耳其人。雙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塹壕里。其他人凍死了。單蘇弗拉灣一地,凍瘡患者就逾五千人。沒有人想得起有過這樣猛烈的暴風雨。協(xié)約國對這種暴風雨全然沒有準備;沒有儲備額外的保暖衣服。對于從12月19日開始的撤退,除丘吉爾外,在倫敦或加利波利沒有一個人后悔的。

  在撤離期間,預計會有很大損失,即使不是災難的話。10月,漢密爾頓擔心,“認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lián)p失總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繼任者查爾斯·門羅,主持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無一人傷亡。從每個旅到人數(shù)最少的梯隊,都是按照他們同四個上船碼頭的遠近,排定撤退時間的。六人到十二人一個小組,列成縱隊越過幾十條小溝渠,每組殿后的人往往是個軍官,由他留下定時導火線,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沒有燈火,也不準吸煙,士兵們以堅定的步伐按一小時三英里的速度趕路。

  每一單行不停頓地向指定碼頭進發(fā),腳步聲被一條用沙袋鋪的路捂住了。們和列兵們都擠在機動駁船里,每條駁船裝四百人。小心的點數(shù)保證不使一個人掉隊。唯一的聲音,是帶著戰(zhàn)敗的回憶朝大海行駛的駁船發(fā)出的陣陣顫動聲。土耳其軍完全被蒙住了,他們繼續(xù)向空空如也的塹壕發(fā)射榴霰彈和子彈。

  關于敵人對這個計謀的懊惱,那時不在這個半島的穆斯塔法·基馬爾說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國人真的那樣溜走而沒有損失,我將把我的腦袋打得開花。”但他的德國盟友欣賞這次軍事行動的技巧?!陡K箞蟆奋娛掠浾甙l(fā)出的通訊寫道:“只要戰(zhàn)爭不息,蘇弗拉灣和澳新軍的撤退,將在所有戰(zhàn)略家眼中,成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萬協(xié)約國士兵被運到加利波利,傷亡人數(shù)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遠征軍包括四十一萬英國部隊和七萬九千法國部隊。英國傷亡人數(shù)共計二十一萬四千,法國為四萬七千。土耳其軍參戰(zhàn)的至少有五十萬人,據(jù)官方記載,有二十五萬一千人遭受傷亡,但這些數(shù)字值得懷疑。其他估計的數(shù)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數(shù)字多少,土耳其陸軍的精華被摧毀了,在未來的巴勒斯坦戰(zhàn)役中,埃德蒙·艾倫比所冒的風險減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優(yōu)良的名譽。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爾調離內閣,基切納勛爵也不再擁有政府大臣對他的毫無疑問的信任了。由于把他掌管的軍械管理權移交給由勞合-喬治領導的一個新成立的部,他的權力減少了。丘吉爾穿上軍服,在法國服役到1917年,那時他又重新得到寵信,被任命為英國軍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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