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戰(zhàn)役,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海戰(zhàn),是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鋒。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白村江戰(zhàn)役，希望能幫到你。

　　白江口之戰(zhàn)

　　白江口之戰(zhàn)，亦稱白村江之戰(zhàn)，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羅聯(lián)軍與倭國、百濟聯(lián)軍于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發(fā)生的一次水戰(zhàn)。663年，倭軍(4萬2千，有戰(zhàn)船1000余艘)，唐軍(1萬3000，戰(zhàn)船170艘[1] )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zhàn)。唐將劉仁軌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住，其艦只相互碰撞無法回旋，士兵大亂。最終，日軍戰(zhàn)船全部被焚毀，數(shù)萬日軍被殺或溺死。[2-5] 在此次戰(zhàn)役中，唐朝水軍充分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將兵力、船艦皆數(shù)倍于己的倭國水軍打得大敗，堪稱一次以少勝多的經(jīng)典水戰(zhàn)。此次戰(zhàn)役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進行的第一次交戰(zhàn)，也是東北亞地區(qū)已知較早的一次具有國際性的戰(zhàn)役，其以唐朝、新羅聯(lián)軍的勝利的最終結(jié)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間東北亞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格局。

　　背景

　　朝鮮半島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麗、百濟與新羅三個“國家”。其中，高句麗名聲最大，軍力最強，對中央王朝一直是時降時叛，時慕時倨。隋煬帝亡國，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麗，致使國內(nèi)民生凋敝，國力大耗。唐高祖李淵稱帝后，對高句麗“遺使稱臣并不感興趣，對臣下說：“高句麗雖臣于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6] 裴矩、溫彥博諫勸：“遼東本箕子封國，魏晉時故封內(nèi)，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于列星，不可以降。”當時的高句麗國王，是隋煬帝時一直和帝國叫板的國王高元異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國虛實，遣使臣獻上封域圖，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遼東舊戰(zhàn)場，收埋戰(zhàn)沒隋朝將士尸骨，平毀高句麗人夸功耀武的京觀。高建武害怕，下令國人“建長城千里，東北首扶余，西南屬之海”[6] [7] 。[8-9] 后來，高句麗內(nèi)部政變，東部大人蓋蘇文殺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宮把高句麗王高建武也宰掉，“殘其尸投諸溝”，[6] 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為傀儡王，自為莫離支(主兵元師)。這位高句麗種群，“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6] 蓋蘇文每次上下馬，國內(nèi)貴人大臣都爭搶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給他當“腳墊”。[8-9] 高句麗內(nèi)變，臣下勸太宗討伐其弒主之罪，“因喪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詔拜高藏為遼東郡王。不久，高句麗、百濟二國聯(lián)合，大舉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乞援。眾臣商議，最后李績力勸征遼。此次征伐高句麗，唐太宗總共攻克高句麗的玄菟、橫山、蓋牟、磨米、白巖、遼東、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座城，遷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加入唐朝戶籍共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驊三次較大的戰(zhàn)役，殺死高句麗兵四萬多人，唐朝將士死近二千人，戰(zhàn)馬損失十分七八。但之后寒冷的冬季到來，而唐軍將士大都來自關(guān)中無法適應遼東寒冷的冬季，而唐軍的后勤運輸也因遼東寒冷的冬季受到嚴重影響，最終唐太宗被迫班師。

　　過程

　　645年(貞觀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駕親征，率陸軍六萬，水軍四萬，又發(fā)新羅、契丹、奚等國、部兵，進擊高句麗。唐軍初進克捷，攻克蓋牟城(今遼寧蓋平)、沙卑城(今遼寧復縣)，并克陷遼東(今遼寧遼陽)堅城。不久，唐軍又陷白崖城(今遼陽東)，進向安市(今遼寧蓋平東北)進發(fā)。高句麗大將高延壽等人率高句麗及靺鞨兵十五萬來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設計大破。高延壽勢屈，悉眾投降，膝行匍匐入轅門求請饒命。太宗怒喝：“以后還敢和天子交虞嗎!”高延壽“惶汗不能對”。[8-9] 高句麗舉國震恐，堅壁清野，向后方緊縮戰(zhàn)線。黃城(今遼寧遼陽)、銀城(遼寧鐵嶺)一帶頓時空無一人。[8-9] 唐軍進至安市，此城“地險眾悍”，城上高句麗兵將見太宗旌旗儀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績一旁也氣憤，勸太宗說，城下之日，盡屠受戰(zhàn)男丁。安市城內(nèi)守兵聞知此訊，“故死戰(zhàn)”。[8-9] 膠著數(shù)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氣，太宗惜愛將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師。其實，安市城是高句麗國內(nèi)一方諸侯，蓋蘇文執(zhí)政后也曾派兵攻打，“擊之不能下，因與之”。地險，人死戰(zhàn)，又遇酷寒，唐軍人再多兵再強也無可施展。臨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雖然沒有被攻屠，高句麗守軍也知曉了唐軍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賜絹百匹”。[8-9] 648年(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三十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句麗。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麗又逃過一劫。[8-9] 655年(高宗永徽六年)，新羅國向唐廷告狀，說高句麗、百濟、靺鞨連兵，攻取新羅三十多城。唐廷下詔勸和，不聽。作為帝國仲裁者，唐廷于660年(顯慶五年)，詔派左衛(wèi)大蘇定方等人率兵攻討。當時，唐朝剛剛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又分西突厥為兩部，設昆陵、蒙池督護府。北方突厥問題解決，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鮮半島上竄下跳的高句麗和百濟。[11-12] 唐朝在百濟設熊津、馬韓等五個都督府，擇其酋長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詔釋不誅”。扶余義慈也是倒霉蛋，本來此人上孝下親，很有榮名，有“海東曾子”的時譽。戰(zhàn)前，唐高宗還下詔勸諭：“……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新羅所俘(百濟兵士)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zhàn)，朕將發(fā)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后悔。”百濟王總以為唐兵不會輕出，繼續(xù)當高句麗幫兇。殊不料，蘇定方諸將一出，百濟立時破滅，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數(shù)千里地歸罪長安。不久，扶余義慈病死，唐廷施恩，贈衛(wèi)尉卿，并允許其被俘舊臣臨喪，“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此舉意味深長，同為降臣，下場也一樣，終免橫死。[11-12]

　　后續(xù)

　　滅百濟后，唐朝大軍振旅而還，留下郎將劉仁愿率數(shù)千唐兵留守百濟城，并派左衛(wèi)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詔以劉仁軌代之。[11-12] 百濟王扶余義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來已經(jīng)降服唐軍，待他看到唐軍主力回國，萌生賊心，并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lián)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不久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jù)城造反，支持扶余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愿的留守軍團團包圍于百濟城。[11-12] 唐廷下詔，任劉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tǒng)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合勢救援劉仁愿。唐、新聯(lián)軍一路廝殺戰(zhàn)斗，直殺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退保任孝城。[11] 661年(高宗龍朔元年)，唐將蘇定方又攻打高句麗，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班師。[11] 但是劉仁軌上表，表示要繼續(xù)堅守在百濟，高宗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xù)留在百濟城堅守。[15-16] 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fā)制人，率軍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峴城(今韓國鎮(zhèn)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15-16] 而百濟內(nèi)部發(fā)生火并。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殺。于是，劉仁師、劉仁愿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fā)，水陸并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16-17] 663年(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余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16-17] 劉仁愿回長安后，高宗向他詢問情況，這位大將不專功，說明戰(zhàn)役主要指揮者以及表章主擬人均是劉仁軌。高宗“深嘆賞之，因超加(劉)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qū)。”劉仁軌絲毫不敢懈怠。他安撫百濟余眾，屯田厲兵，積糧撫士，準備下一步進滅高麗的戰(zhàn)爭。同時，他連上表奏，極言百濟之地不可輕棄，“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nèi)同心，上下齊備，舉無遺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納其言。[18-19] 百濟亡國，下一個肯定輪到高麗，668年(高宗總章元年)，唐朝大將李勣為師，在泉男生帶路指引下，一舉踏平高麗，終于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未竟之業(yè)，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唐朝置安東都護府，留大將薛仁貴等二萬多唐兵于平壤，高麗終成唐朝治地。由于高麗王高藏一直是個傀儡，唐廷赦而不誅，還把他封為司平太常伯，只把負隅頑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蠻荒之地。[18-19]

　　影響

　　雙方合戰(zhàn)。唐軍四戰(zhàn)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shù)量上占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shù)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當時，倭奴還未從中國偷師學藝，技術(shù)方面落后得很，兵將甲胄質(zhì)量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倭奴當時還不像唐以后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fā)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一萬多倭奴軍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16-17] 海上大敗，百濟、倭奴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lián)軍的進攻，被殺得人仰馬翻。扶余豐脫身而逃，唐軍最終是“獲其寶劍”，這個“百濟王”竟不知所之，人間蒸發(fā)了。周留城內(nèi)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率城內(nèi)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掉的倭奴兵將，“一時并降”。當時，倭人好像還沒養(yǎng)成臨敗自己用刀掏肚子的習慣，一系列小矬個子軍將，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fā)落。五、六萬倭奴軍，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跑的跑。[16-17] 倭國在百濟滅完后，接納了許多的百濟難民，在此同時。唐跟新羅之間的對立增加了。受到這種影響，天智天皇制定了稱之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個國家體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權(quán)時，其下令制定了飛鳥凈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將日本快速的導向為律令制國家。 接著在701年時，由于大寶律令的制定，日本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此時，新國家之建設也告一段落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