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
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
中南大學的柴靜是個著名的演講家,還記得她在廣州方所的演講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快來看看吧。
柴靜廣州方所演講稿:柴靜《看見》廣州方所演講稿
他們之前沒有安排廣州,是因為告訴我說,在廣州,人們從來不看中央電視臺。但今天來了,我覺得我們大有可為,不至于那么悲觀。來之前,剛才有北京的朋友電話我說,聽微博上說來了很多人,他說怕現場出麻煩,我說我有這個把握應該是不會的。因為那天在西單的時候,也來了三四千人。當時在地下車庫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個彎。那時候,西單圖書大廈的保安就特別擔心,然后,人在擔心和焦慮的時候,聲音會提得很高,也會做出一些比較大的肢體動作,會很著急,說話也會比較……不那么考究。我一開始會有點兒擔心我的讀者跟他們發(fā)生沖突,后來這個保安過了一會兒回來,不知道為什么保安臉上特別順了,后來他跟我們說,很少看到這樣的讀者。他說下去的時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輕人排在一塊兒,沒有喧嘩、地上沒有垃圾、彼此沒有沖突。他說,我本來是氣勢洶洶地下去的,結果他們還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聲音也就低下來,然后每個人也可以聽到彼此的講話。
我覺得,并不是因為我的讀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觀眾能夠有這樣的力量,是因為我們都是愛書之人,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匯聚在方所,這是閱讀帶來的力量。謝謝大家!
大家今天處身于這樣一個地方,都是從小在書本當中長大的人,你們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難體會一個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環(huán)境里面,她能看到的書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憐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醫(yī)雜志,和我媽那個批判胡風的文件,這么一個滋養(yǎng),它是不足以讓一個人的心靈變得豐沛和強壯的。所以我就在想說,為什么愛讀書的人,他無論身處什么樣的境地,他能夠有一份相對從容、無視喧囂的一點點氣息,還是因為書本教給他的東西。我小時候能夠看的那個雜志叫《讀者文摘》,現在叫《讀者》?,F在你們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時期幾乎是唯一能看到的雜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們有一個發(fā)刊詞,是他們的總編寫的,那幾句話對我的影響很深。他說“什么樣才是一個合格的編輯”,他列了十條。第一條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龍頭開著,你卻不去關的人,這樣的人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然后,一個經常諷刺善良人的人,這樣的人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一個講話的時候總是說“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個好編輯。
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老師和家長還沒有來得及去教養(yǎng)孩子的心靈的時候,實際上我是靠著這一點點來自陌生人的啟發(fā)的契機,才開始心靈中土壤的一點點培育。所以我是由讀書構成的。
講到第二本書,我寫到在2009年的時候,我面臨我的生活中兩次大的事件讓我寫這本書。一次是我離開新聞調查,一次是引領我進入央視的陳虻去世。這兩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從原來的生活里面,你以為特別堅固的生活里面連根拔起來,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說,也沒有人向你解釋,你所有的安全跟歸屬在一夜之間煙消云散。但它也是一個人心靈獨立的開始。因為你沒有一個共同體可以再去依附,這時候你就必須去建構自己的內心世界,而靠什么來開始,我覺得我是靠閱讀來開始。人在困惑當中,在書頁里面來尋找共鳴。
那個時候給我?guī)椭畲蟮木褪恰额櫆饰募?。簡單地說,這不是一本書,因為里面包含了顧準的日記,包括了書信,包括他的論文。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我那時候寫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對這個出生在建國之前的,十幾歲就當了會計的,上海財政局的局長,他在年屆壯年的時候,被拿掉自己的這個職位,是因為他不聽話,他總是不想做一個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對自己有一個很深的反思。他一個晚上一個晚上地睡不著覺,聽著外面的車馬聲稀少下來,然后又再喧囂起來。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兒,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報章雜志之學,但卻喜歡對人對事空發(fā)議論。他說“現在想起來不免可笑”。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樣一個氣氛當中,定下心來,把腳扎進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學。他以那個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讀凱恩斯的經濟學著作,他拼命去學習數學,在嚴寒當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個狂風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著緊緊地扣著地上的兩個小石子,來保證自己不被吹走。一顆石子是知識,一顆石子是邏輯。他抱著兩顆石子,讓自己求是、求實。
所以顧準對我的影響就是,在當年紅衛(wèi)兵貼出大字報要他交代在“”的十年當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時候,他給自己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了兩個字,叫“讀史”。一個人能夠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現實,能夠以閱讀歷史的態(tài)度來看待的時候,他就不可能發(fā)牢騷。當他明白了降臨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結果的時候,他就能夠認識現實。但是當時最讓我觸動的是,顧準當時被下放到河南,他當時在那邊做勞動改造的時候,他的工作是撿糞。他以后做到了,新鮮的糞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勞動。他跪在地里面勞動、血肉模糊,這是他的處境。但在這個處境當中,他仍然研讀現實。他說過一句話說,他心中有憤怒嗎?有的。但是他從憤怒出發(fā),卻向更遠處走去了,這就是讀史。
但他內心讓我最觸動的一點是,我以為他是像斯賓諾莎那樣的一個歷史學家的態(tài)度,不贊美、不責難,只求了解認識,但是在1961年他挑著擔子,在終于回城的時候,他說他一步三回頭去看農村,看凋敝的農村。他說他心里面那時候像刀割一樣。一個人試圖冷靜地觀察,又對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種不能釋懷的關切,他教給我,如何有一個安身立事的態(tài)度。
他工作的地方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經常在傍晚的時候,一個人去那條河邊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時候,帶著一個白色的帽子,沒有人知道他為什么會戴著一個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為“”期間服毒自殺的的妻子服喪。在他晚年的時候,他買過一盞雙頭臺燈、綠色的,放在自己案頭。有人問過他為什么要買這盞臺燈,他說,他曾經跟妻子商量過,能過上平安日子的時候,兩個人買一盞雙頭臺燈各坐一端,以此夜讀。這盞臺燈讓我心里面也很難受。每次從我的窗頭能夠看到這條河的時候,我就在想,假如顧準生在此世,假如給他一張像我這樣平靜的書桌,這樣的頭腦和心靈能夠創(chuàng)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樣的一個年代里面,他曾經是一個信念非常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但是他所經受的一切并沒有讓他幻滅,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現實的最頂端,他要把那個杯子的底部掀過來,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這就是窮究事理的邏輯的力量。有了這樣的力量,任何事情權力都不可能讓他的頭腦屈服。所以他就像貝多芬旋律當中不斷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下午采訪的時候,記者曾經問過我說,誰在采訪中對你的影響最大。后來我想了一下,是托爾斯泰對我的影響最大。我從他身上學到的采訪的知識要多于任何一個從業(yè)者。
在這兩年當中,我反復看他的書,比如說《安娜卡列尼娜》。在這本書當中,原本一個非常凡俗的一個情愛故事,也是報紙上登載的一個新聞,這個新聞只有一個結尾、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女人因為做了別人的情人,最后成為丑聞臥軌自殺。這是我們每天都會在微博上看到的類似的新聞,托爾斯泰把它變成了百萬字的小說。他從結論出發(fā),去倒推人的心靈軌跡,他在想象當中抵擋了這個事件任何一方的內心深處,在這個通往人心靈的過程當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見。他曾經也不喜歡安娜卡列尼娜,認為她是一個得到這樣結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題詞是用了圣經當中的一句話,叫“深淵在我必報應”。但他后來自己說,在他整個的寫作過程當中,他對人心靈的理解超過了他對道德的判斷。以致于這棵樹上的樹枝越來越多越來越繁茂,開出越來越多的花朵。人們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簡陋的判斷,而抵達人的心靈。他在這本書當中,對安娜、對安娜的丈夫、對安娜的情人,每個人物都給與同等程度的了解,這個了解并不是因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這個深化的過程當中,生活在此側的人和生活在彼側的人都同時得到了呈現,這也使這個事件得出了它的本來的面目。
所以他的書對我有一個啟發(fā)。我曾經以為采訪的客觀是不對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從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個作家的知識就是關于人心靈的知識,一個新聞工作者也是如此。我們只有對生活在此側和彼側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現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才有可能呈現這個世界本來應有的樣子,我們才能看到我們本來嵌在什么樣的秩序和結構當中,什么必然發(fā)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產生。
那么有人會問說,我們閱讀、我們認識世界,這一切有什么意義嗎?就像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問過我自己,除了呈現我所看見的,我的終點是什么?后來我才發(fā)現我沒有終點。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務于任何一個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稱崇高和偉大的人。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個宅子,是我們家族有將近三百年歷史的,一個合局地。我的奶奶,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我媽,在“”當中輟學,我是第一代,能夠接受現代教育、能夠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識去決定自己命運的女性。我從大的共同體上剝落掉自己,曾經頭也不回地擺脫掉任何集體,試圖建樹自己,就像三十年來中國所做的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從共同體當中剝落。但是已屆成年的時候,你會發(fā)現,人需要歸屬感。人生存于這個社會,我們需要歸屬,那么歸屬從哪里來?不再是過去的宗族、血親、單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樣動彈不得的,真正的歸屬,是我們相互之間的創(chuàng)造和愈合。當我們志趣相投、目光相匯的時候,我們就創(chuàng)造出屬于我們的世界。這是一個公共電視臺的記者的責任。在未來這些年當中,在時代能夠容忍的前提下,我將為這個,付出我全部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