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紅軍長征九十周年的演講稿

　　摘要：在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到現(xiàn)在建國已經(jīng)快66年了，我們的萬里長征走到了第幾步呢?

　　關于"長征"的演講稿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七十九周年，關于長征的紀念活動自然也就很多，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央電視臺崔永元做的一個節(jié)目，叫“我的長征”，就是要找20名志愿者重走長征路。我報了名，不過沒選上，我想是因為他們看了我的照片后覺得我太象專業(yè)演員了，不適合參加這種平民化的紀實性節(jié)目。報名的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如果見到了崔永元，他一定會用他那因為抑郁癥而失眠而熬的布滿血絲的眼睛看著我，然后問我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走長征路?”我想答案可以有很多，比如要體驗艱苦奮斗、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比如要宣傳長征的偉大歷史意義;比如要考察長征沿途革命老區(qū)的風土人情，為老少邊窮地區(qū)的群眾做一點貢獻;甚至可以說是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等等，當然我不會告訴他我是為了減肥。其實這些理由都沒錯，但對于我來說，都不太真實。一個人如果愿意在他的一生中拿出10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走完一萬公里的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知道當年那些參加長征的紅軍戰(zhàn)士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當我每次看到關于長征的故事的時候，我總在想，是什么讓這些人能夠走完這么長的路，而且是在那么艱苦的環(huán)境下，冒著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險。答案可以很簡單，是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可以再具體一點，是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蔣家王朝，建立一個新中國。這些理由都很崇高，也很正確，但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鄧小平晚年的時候，他的子女曾問他：為什么很少聽他講過去戰(zhàn)爭年代的事情，在長征的時候您做了什么呢?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

　　紅軍的全稱應該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而其實它的主要組成成分是農(nóng)民，是大多數(shù)不識字的農(nóng)民。我不清楚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列寧的革命理論他們能夠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他們有堅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現(xiàn)有的政權統(tǒng)治，反抗外來民族的侵略，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而他們知道，共產(chǎn)黨是能夠領導他們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所以他們堅定地跟隨著共產(chǎn)黨，組成了黨領導的軍隊，不惜冒槍林彈雨，不惜拔山涉水，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并不知道這次遷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連我們的黨中央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才知道在陜北還有一塊革命根據(jù)地，那里的領導人是劉志丹。但正是這些堅定的跟著走的大多數(shù)紅軍戰(zhàn)士，創(chuàng)造了人類戰(zhàn)爭史的奇跡，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讓后人震驚的字匯——長征。

　　跟著走是大多數(shù)人在長征中的選擇，是長征勝利的保證，但不是長征勝利的原因，長征的勝利開始于遵義會議，在此之前紅軍可以說是大潰敗，而且損失慘重。正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新的領導指揮集體，而新的領導指揮集體又實行了正確的方針路線，所以中國工農(nóng)紅軍才擺脫了幾乎被徹底消滅的命運。由此可見，正確的領導，正確的方針路線對于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歷史上，與遵義會議有著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著驚人相似性的另一個轉折點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會議同樣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換了中央領導集體，并重新確定了方針路線，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方針路線，一個在過去可能被視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針路線。

　　為什么會有這樣開天辟地的轉折?為什么會有這樣歷史性的會議?原因很簡單，形勢所迫。在遵義會議以前，紅軍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據(jù)地，傷亡近十萬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的國家經(jīng)歷了十年浩劫，國民經(jīng)濟處在崩潰的邊緣。正是嚴峻的現(xiàn)實促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思考過去的方針路線是不是錯了;去重新選擇，選擇一條新的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道路。所以，我們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取得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但我們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萬人的生命，付出了一個國家十年的時間。

　　歷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進入了2006年，在年初的人大會議期間，一條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就是所謂“物權法草案違憲，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質疑。因為時間的關系，在這里我不想就兩種觀點的孰是孰非談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法律專業(yè)畢業(yè)的學生，我知道中國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為民法重要組成部分的物權法，卻也因為這種爭論而推遲審議。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jīng)提出不要討論姓資姓社的問題，發(fā)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指導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取得顯著的成效。但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近三十年，成績固然是巨大的，新的問題也出現(xiàn)了。醫(yī)療改革以后我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們上不起學了,房地產(chǎn)改革以后我們買不起房了,而現(xiàn)在"八榮八恥"的提出也正證明了一個時代價值判斷的迷失.一個社會物質文明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而相應的制度、體制、觀念和文化等方面卻不能隨之發(fā)展的話，就必然成為其進一步前進的瓶頸。

　　如果說在三十年前我們不知道白貓和黑貓那一只會抓老鼠，所以我們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那么經(jīng)過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該選擇一只貓的時候了，以便這只有本事的貓能夠繼續(xù)抓老鼠。

　　如果說剛下水的時候我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那么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越走越深了，手已經(jīng)摸不到石頭了，是該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選擇一條正確航線的時候了，以便我們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遠的船。

　　在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到現(xiàn)在建國已經(jīng)快57年了，我們的萬里長征走到了第幾步呢?

　　1935年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1978年建國三十年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向我們不止一次的證明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在一個國家發(fā)展道路上的重要意義，只有有了一條正確的路線，人民才能跟著走，才能取得象長征一樣的偉大勝利，象改革開放一樣的輝煌成就。但歷史也告誡我們，不要等失去了十萬人的生命，浪費了十年的時間以后，才知道那一條道路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