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中國，古往今來從不乏能言善辯之士，為何真正的“演講家”寥寥無幾?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演講的力量，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演講的力量一：在死人面前也要慷慨陳詞

　　較之人們比較熟悉的成千上萬人簇擁在一起，被講臺上那個手舞足蹈、妙語連珠的演說家“忽悠”得熱血沸騰的壯觀場面，你可能不知道葬禮演說在當時也頗為盛行，而這種在特定場合下的特定習俗在西方一直延續(xù)至今。

　　葬禮演說可不單單是把死人夸獎一番，然后“阿門”一聲，入土了事。很多葬禮演說不僅對死者的生平和貢獻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更挖掘出了對生者有益的啟示，在漫長的時期里，它一直是歐洲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伯利克里著名的《墓地演說》，從這篇演說，我們能看到作者對愛國、正義、民主的呼吁。又如雨果的《在巴爾扎克葬禮上的演說》、福煦的《拿破侖墓前的演說》、斯大林的《悼列寧》等。

　　如果說上面這些你都不熟悉的話，那有一篇你應該知道，這篇演說已經被收入了我國中學教材，那就是恩格斯的著名演講《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這篇短短的演說詞用最凝練的語言闡釋了馬克思一生的貢獻，尤其是演講結束的那句話：“我敢大膽地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

　　演講的力量二：很多演說都是改變歷史的時刻

　　杰出人物常常作為演說家在人類歷史轉折時刻或光榮瞬間留下聲音。20世紀30年代，當羅斯福就任總統(tǒng)時，美國正面臨經濟危機的困境。面對幾乎絕望的人民，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鼓勵人民忍耐并支持他的領導：“首先請讓我表明我的堅定信念：我們唯一不得不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喪失理智的、毫無根據(jù)的恐懼，它把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

　　回溯1940年，在野10多年的丘吉爾臨危受命，以戰(zhàn)時首相的身份領導反德國納粹侵略的戰(zhàn)爭。在不列顛戰(zhàn)役進入高潮階段時，他發(fā)表了名為《少數(shù)人》的著名演講，這片演講不僅讓士兵軍心大振，老百姓也備受鼓舞;而美國傳奇四星上將巴頓將軍那些充塞大量粗魯放肆的俚語穢詞而又神奇有效的戰(zhàn)爭動員演說，也以其獨特的價值為人津津樂道。

　　演講的力量三：為何張口困難重重?

　　當今社會，演說和演說家的重要性早已經被人們所認識。所謂地球在縮小，舌頭在延長。舌頭就是一把利劍，夸張一點，演說甚至比戰(zhàn)爭更具威力。但演說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中的起伏不定本身也證明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曲折。

　　我們現(xiàn)在說的演講一般是指更靠近西方歷史遺留的演說形式，也在用西方演說的標準來對中國的演講歷史做注腳，從中西演講文化的現(xiàn)代性來看，也許互有高下，但就其兩種演講文化的歷史價值來看，要分高下，未必成立。

　　先說說硬件吧。演說所需要的寬闊的空間在中國很少見，中國演講家的平臺多是很狹小的，大部分都是在書院、小廷室里發(fā)表言論，很少能擁有西方那樣廣場式的大演說平臺?？婆e制度誕生以來，多以文字定江山，少有口頭的答辯考試形式，那些口才極佳但文筆稍遜的人則較難出頭。

　　軟件上，首先要看你是不是個“人物”。在古老的中國，有無權力在某個場合發(fā)表演說，更多是身份地位的延伸，是“上”對“下”的恩準的結果。古代中國，權力和集體的價值被捧上了頂峰，普通個人的價值變得微不足道。你一個平頭百姓，想在集體場合發(fā)表什么言論，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須層層審批。再加上骨子里對中庸之道的奉若神明，普通人更傾向一種含蓄的表達方式，大聲疾呼變得困難重重，那些有可能成為演講家的人們，也在張開嘴之前，把話都爛在了肚子里。但個人，即使普通個人，在歐洲城邦政治文化中并非簡單作為演說聽眾的身份，他們的民主參與權要遠遠大于中國王朝的“子民”，杰出的個人，在西方國家可是大眾的偶像，擁有無數(shù)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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