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南希先生、在場的女士和先生們：

　　我很高興來到法國。中國深受法國文學與哲學的影響。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也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研究法國存在主義開始的，我探討過薩特的自由哲學，還追溯到帕斯卡爾，為此還寫了一本小書《生命的沉思》。我甚至還學過一陣法語，翻譯過拉羅什?？频摹兜赖麦鹧凿洝?，可惜因為后來多年不用，我的那一點書面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

　　帕斯卡爾曾經說“中國晦暗不明”。我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今天的狀況?近百多年來中國在暗處，西方在明處，暗處對明處一般會比明處對暗處更關注，或許還能看得更清楚。但請相信我，這不是政治家的“韜光養(yǎng)晦”，而是實力和時勢使然。

　　我這次講演的主題來自我的一本書《中國的憂傷》。《中國的憂傷》是2011年6月出版的，那時中國和北京還沒有出現被稱之為“霧霾”的持續(xù)大規(guī)模空氣污染。而有人說，這本書的封面圖畫已經預見了霧霾——崛起的城市高樓正罩在一片灰蒙蒙之中。那么，這也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直觀的憂慮：過去常見的藍天綠水、陽光明媚不知何時能夠恢復?

　　請允許我還是先來簡略講一下我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描述和解釋，這或許能夠說明我的更深層次的憂慮。三千多年前周朝的興起，可以說使中國走向了一條世界文明國家中比較特殊的道路，它偃武修文，從信仰超越的存在轉向人文實用和自身德性。作為一種我所稱的“世襲社會”(HereditarySociety)，它培育了一種精致的貴族文化，但對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也有一定的壓抑。但更顯中國之特殊的則是兩千多年前的漢制，它自建立起一個強大統(tǒng)一國家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秦朝而來，但不同于只是崇尚強力和管束性法規(guī)的秦朝，漢朝通過恢復“周文”、尊崇儒家思想和建立一種特殊的選舉制度，而奠定了后來兩千多年中國社會制度的基本模型，將中國從一種相對封閉的等級制社會變?yōu)橄喈斄鲃拥牡燃壷粕鐣?amp;mdash;—我將其稱之為“選舉社會”(Selection Society)。從漢朝到唐朝之前中國是推薦選舉;從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中國則是通過詩文考試來選拔官員。官員大致總有接近乃至超過一半的人是直接來自鄉(xiāng)村田野，來自前三代沒有人做官的農民家庭，這樣一種社會的垂直流動率甚至超過了現代社會的垂直流動率。中國社會還形成了一種一直延伸到民間底層的、非常重視人文教育和文字文化的悠久傳統(tǒng)。

　　中國自大規(guī)模遭遇西方，進入現代，它廢除了科舉制度和皇權，打破了舊有的等級結構。中國革命激烈地反傳統(tǒng)，否定過去的主導價值和倫理規(guī)范，它試圖追求國家富強和徹底的社會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卻是一種一人全權統(tǒng)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貧困的平等。到近三十多年，中國才真正走向了富強之路，但是貧富的分化也在加劇，真正民主法治的目標也還沒有實現，而社會利益結構趨于固化、知識界也趨分離和分裂。

　　我們不宜否認新中國境內近六十五年幾乎沒有戰(zhàn)爭的和平——雖然前三十年還是有不斷整肅的運動;更不宜否認它近三十五年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我年輕時在社會底層呆過近十年之久，做過農民、工人和士兵，嘗過持續(xù)饑餓和長期失學的滋味，到三十歲才進入大學就讀。我目睹了近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生活明顯變好、各種發(fā)展機會明顯增多的過程，這是和中國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以及向世界的開放和市場經濟緊密相關的。我認為：一個人的肉體生命是不能被任意剝奪和虐待的，而且必須得到符合人的身份的物質資料的供養(yǎng)。所以，也不能輕易否定能夠保障這些基本權利的原因和條件，包括向全球開放的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能好好對待他人的身體，也就不能好好對待自己的靈魂;而不去同情地理解千百萬普通人的所欲所求，也就沒有真正從內心與眾人平等。

　　盡管不否認中國近年來取得的巨大成績，但是，我個人還是一直比較固執(zhí)地盯住中國不足的一面，讓人不安和擔憂的一面，尤其是在“底線生存”和“底線倫理”方面出現的危機。即在生存方面，還有一些人生活得相當艱難，還是在起碼的生存線上掙扎。而如果說過去處于這種“底線生存”狀態(tài)的還只是一部分人，那么，生態(tài)的危機則已經危及到所有人。過去似乎是無償供應，人們須夷不可或缺的東西：空氣、水、陽光和土壤也都出了問題，且?guī)缀跏遣豢商颖堋６軌蚴刮覀兎词≡斐蛇@些問題的原因和約束傷害自然與社會的行為的社會倫理，也在根基處出現問題。傳統(tǒng)的道德已經打破，而新的社會倫理卻還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這些生存和道德方面的問題，我想在這次一起參與對談的賈樟柯的《天注定》(A Touch Of Sin)的影片中已經有提煉了的、鮮明而集中的反映。但我個人雖然強烈同情、卻還是不贊成一種反抗的暴力，我還是寄希望于一種經由法治和落實法治的民主。

　　除了這種對中國的憂傷，我或許還可說說一種來自中國的憂傷，當然，它依然是我個人的憂慮。我并不代表什么人，但我要談到的意見大概也反映了一個置身于現代社會的傳統(tǒng)中國士人(讀書人)的觀點。中國有相當悠久的人文精英的傳統(tǒng)，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放棄這一傳統(tǒng)，我贊成民主和平等，但對文化上還是采取一種相對保守的態(tài)度。所以，這種憂傷主要是一種對文化的憂傷。我接受卻還是有些傷感中國一種精致的士人文化的衰落，包括培育了這種文化的鄉(xiāng)村的衰落。這次與我同來的梁鴻女士，她的兩本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就描寫了這樣一種鄉(xiāng)村的衰落。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失去了故鄉(xiāng)，我們感覺到我們原有的文化之根正在被拔起。

　　而這種文化的憂傷也不僅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憂傷，也是對世界的憂傷，是對人類文化的憂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的下卷結尾，試圖預見現代平等社會將對人的命運、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將產生的影響。他寫道：“幾乎所有的最高的東西將會逐漸下降，并為中等的東西所取代。”在這一預測接近兩百年之后，我們現在或許可以來查看這一預測是否成真。文化的升降也許可以說是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情形，即在某些方面“最高的東西”下降了，而在某些方面則還有新的上升，比如在經濟、科技和體育競技等方面。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上升的方面多是涉及到物質和身體的方面，也大多是集體累積性的結果。而下降的方面則可能是涉及到一些至關重要的方面，即一種文化中最具精神性的部分，而在這種精神性文化中，又是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部分，亦即構成一種文化的靈魂和根本動力的東西——哲學自然是其核心的部分。還有，這些方面的下降如果的確發(fā)生了，那么究竟是何時發(fā)生的，這一下降是暫時的還是持久的，甚至是否構成了一個人類文化由上行轉向下行的拐點?或者，即便下降了，是不是可以像過去的世界文明史上此伏彼起?以及，如果說有下降，甚至是根本方面的下降，那么，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不可避免還是可以避免的?它下降的主要原因會不會恰恰是我們贊成的、且道德上理應贊成的東西不可避免的結果?

　　當然，我這里仍然是一個推測，是我個人一些粗淺觀察的結果。也許這整個判斷就是錯誤的，但我的確憂慮這一可能的趨勢。我把這些疑問和困惑帶到法國，帶給南希先生，希望得到回應。

　　康德在《人類歷史起源臆測》的“結論”中寫道：“有思想的人都感到一種憂傷，這種憂傷很有可能變成為道德的淪喪，而它又是不肯思想的人所全然不理解的：那就是對統(tǒng)治著世界行程的整體的天意心懷不滿──當他考慮到災難是如此沉重地壓迫著人類而又(看來好像是)毫無好轉的希望的時候。然而，最重要之點卻在于：我們應該滿足于天意(盡管天意已經就我們地上的世界為我們規(guī)劃好了一條如此之艱辛的道路);部分地為的是要在艱難困苦之中不斷地鼓舞勇氣;部分地為的是當我們把它歸咎于命運而不歸咎于我們自身的時候──我們自身也許是這一切災難的唯一的原因──使我們能著眼于自己本身，而不放過自我改進以求克服它們。”

　　我就以這一段話結束我的講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