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伶牙俐齒尖酸刻薄諷貪官
馮玉祥伶牙俐齒尖酸刻薄諷貪官
馮玉祥伶牙俐齒 尖酸刻薄諷貪官 1928年10月，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升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在隆重的任職大會上，面對前來熱烈捧場的政府高官們，他做了一篇酣暢淋漓、大快人心的演講，被譽為一曲“時代的正氣歌”。
馮玉祥的“豬罵”
馮初到南京任職，在隆重的歡迎大會上，他毫無領情致謝的表示，卻把犀利批評的炸彈猛烈地扔向前來熱烈捧場的高官們，把黨政軍要害部門統(tǒng)統(tǒng)罵了一遍。
“諸位同志……當您在我未開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許多的甜蜜的話，恭維奉承的話，送給諸位。是的，我也想，對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應有的客氣與禮貌。但是，此刻，我把原來所想的話，說不出口來了。我覺得，我要是把那許多話說出來，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對不起諸位同志與我自己，并且對不起我們共同的事業(yè)。”
這種欲出還收的略有狡黠的口氣是典型的馮氏風格，接下來就是一番狂轟亂炸：
“我們應當承認:中央黨部的同志們，近來走上腐化的路了……我應當送給中央黨部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是否革命精神?下聯(lián)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點心，知否民間疾苦?橫批：官僚舊樣。同志們!我們應當躬身自問：‘我們比北洋軍閥強嗎?我們沒有走上官僚的路嗎?這是我們要時時念著得呀!從今以后，我們要咬緊牙關，人家作六小時的工，我們同志的黨員，便要作十小時;人家有八小時的休息，我們只要五小時。革命原是為大多數(shù)的，原是作犧牲的。黨員絕不是特權階級呀。如果人家作十小時的事，我們卻作不了六小時，那么別人來革我們的命罷!’”
批罷中央黨部，又批國民政府對待**的姑息放縱：
“中央對于這種事情，絕無辦法。對于這種事情始終是以姑息處之……你們不要想，我們不予以懲罰，社會上便不知道這些壞事。那才真是欲蓋彌彰呵!”
關于軍隊，他批評得更是直觀形象：
“領餉多的，子彈足的，給養(yǎng)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飯的，沒槍只有四五粒子彈的，沒有人管給養(yǎng)的部隊，卻是在與敵人拼命。這，這是什么革命?這是什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辦法?”
在這樣的場合，又是以國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卻講出這樣大摑中樞官員們耳光的話來，實在令人驚詫。但馮玉祥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員們的感受，依然照舊其嬉笑怒罵官府大員之能事。
最尖刻甚至有點粗鄙的話卻是最后的“豬罵”：
“國民政府門前，學習樹，不知道是誰養(yǎng)的豬。每逢我一來，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罵我!他罵得對，罵得應該，——請想一想吧：豬所報答他主人的：豬毛，豬肉，豬皮，豬骨頭，豬蹄，豬牙，豬血，哪一樣兒不值錢?而他主人所給他的，不過一日兩糠而已;我們呢?我們不如豬。我們的主人把脂，學習樹，膏，血，汗，都給了我們;我們未嘗把一分毫的利益與幸福給他們。豬還不能罵我們嗎?我們對得起那八百塊錢嗎?”
他的這番“豬論”惹得眾位委員無法再為自己加薪積極鼓吹了，此一議案于是擱淺。
天知道，國民政府的門前是否有這樣一頭豬，也許壓根就是馮玉祥豐富想象力的結果，但馮氏的農民式的精明機智與政治理想可見一斑。
“特別花車”不是“革命特權”
1920年代的南京遠遠比不上****的繁華熱鬧、摩登逍遙。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國府要員們，每每周末挈婦將雛去****度假。此一行為在現(xiàn)代政治看來似乎是頗為人性和合理的，畢竟人是有休息權的。問題是，政府的交通部門必須要為他們準備專用的特別花車來接送他們。馮玉祥對此頗為不滿。他專門找到孫科，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我從良心上說：我真不知道，這些朋友們，每禮拜要去****的意義與重要性，是什么!他們的職責不是都在南京嗎?為什么非要去****不可呢?……為什么國府委員個人到****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們預備所謂特別花車呢?”
而最為他所難過的是當時交通擁擠不堪，普通民眾連站票也難得一求，馮玉祥難過地敘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車站的親身經(jīng)歷：
“我看見，我們那花錢買票的好國民，在車里的，簡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車人肉餅子。可憐!他們只有動頭的份，身體，是完全不能移轉!……我看見一對老夫妻，穿得也很清潔的。先由老頭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繩子把她孩兒系上去，一邊再由底下的老頭托著小孩，一點一點的往上送。當?shù)叵轮皇Ｏ滤约毫?，可憐那白發(fā)的老先生呵!他剛剛把兩腳放在車窗上，預備往篷上去的時候，唉!一聲笛鳴，正是委員的特別花車掛鉤?？蓱z那老先生，手顫無力的，竟然被無情的車摔下來，仰臥在站臺的硬地上;還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幾擊。車篷上的老婆，看見老漢摔下，想望望他，幾乎也作了第二個不幸者。而小孩，因為驚嚇，早已大哭起來了。——于是，地上的嘟囔著，篷上的嚷著，小孩哭著，路警罵著;幾個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圍著。……我們特別花車的委員們，在五彩燈光底下，而現(xiàn)鄙夷不屑的神氣，也在望著!”
也許受老馮這番聲情并茂的控訴所感動，孫科慨然同意與馮一起聯(lián)名提議取消特別花車，當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變通了一種方式：在普通****上加掛三輛頭等客車。
這些言行發(fā)生在一生不嫖不賭不毒不貪的馮玉祥身上，一點不足為奇。但這在魚龍混雜的**，尤其是缺乏嚴密紀律和嚴格政治操守的國民政府里，卻是驚世駭俗的。馮玉祥似乎是個**憤青，頗有海瑞、包公的氣度。無奈這是在同整個體制作戰(zhàn)，不，是在同整個政治文化傳統(tǒng)作戰(zhàn)，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據(jù)他的部下講，時任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這樣說道馮：“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終在此環(huán)境里落落寡歡，郁悶不堪，加之派系爭權奪利，他不久自動離職逃走。
馮玉祥知曉民間疾苦，為人雖機智靈敏，然在世道日下、軍閥混戰(zhàn)的政治和社會生態(tài)下，出于中國樸素的民本主義、民生主義、傳統(tǒng)英雄主義的驅使，加之各種新穎的救國救民思潮的不斷侵染，使之沒有一般軍閥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點，且懷有為民請愿的傳統(tǒng)中國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義之重已到了“不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須是圣人”的境地，實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責任感。如其僅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員，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況還不讓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政治現(xiàn)實主義使他這個精明的政治軍人不能不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時也難免落下被人詬病的地方，甚至以為其是作秀。平心而論，他的有些道德主義的主張是在當時難以實行的，就是再過100年也難以完全實施。比如，軍隊為了正規(guī)化而實行下級面見上級必須敬禮的制度時，他也加以反對，以為這與行跪拜禮是一回事，這就有點苛刻了。說到底，他是沒有清楚平等與平均的政治含義。但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國的政治生活里必須要有這樣的人物，否則人們可能對這個體制就會絕望，正氣歌就沒有人演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