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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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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zhàn)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fā)展動向對戰(zhàn)時的世界局勢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那你知道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是是哪次戰(zhàn)爭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是,供大家分享。

  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是: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第29軍奮起抗戰(zhàn)。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zhàn)的起點。

  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是:歷史簡介

  日本軍隊為了占領中國,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自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xù)舉行所謂的軍事演習。1937年7月7日深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居然擅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并謊稱有一名日軍士兵于演習時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zhèn))搜查。這顯然是蓄謀已久的挑釁行為,中國守軍當即嚴詞拒絕了這一要求。日軍立刻向盧溝橋一帶開火,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予以還擊。這便拉開了中國全面抗日戰(zhàn)爭的序幕。[1]日軍自1931年占領中國東北后,為進一步發(fā)起全面戰(zhàn)爭,繼續(xù)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及日偽軍已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今北京市)。

  中國守軍和日軍在盧溝橋激戰(zhàn),日本派大批援軍,向天津、北京大舉進攻。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先后戰(zhàn)死。1937年7月30日,國民黨軍隊因傷亡慘重被迫撤離天津,天津淪陷。

  1937年7月8日早晨,日軍包圍了宛平縣城,并向盧溝橋中國駐軍發(fā)起進攻。中國駐軍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官兵奮力反擊。排長申仲明親赴前線,指揮作戰(zhàn),最后不幸戰(zhàn)死。駐守在盧溝橋北面的一個連僅余4人生還,余者全部壯烈犧牲。

  發(fā)生時間:1937年7月9

  事變發(fā)起者:清水節(jié)郎、一木清直等。日軍:駐豐臺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lián)隊第三大隊

  中國守軍:國民革命軍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

  軍長宋哲元,副軍長佟麟閣

  師長馮治安旅長王治邦

  團長吉星文

  標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事件:歷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軍挑起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并一手炮制了偽“滿洲國”。日軍占領東北后,將魔爪伸向華北,陰謀策動“華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準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xiàn)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后稱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具體地規(guī)定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lián),待機南進的戰(zhàn)略方案。同時,還根據(jù)1936年度侵華計劃,制定了1937年侵華計劃。從1936年5月起,日本陸續(xù)增兵華北,不斷制造事端,頻繁進行軍事演習,華北局勢日益嚴峻。當時,守衛(wèi)平津地區(qū)的中國守軍為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2]

  事件起因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占領中國,發(fā)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一個士兵失蹤借口,要進入北平(北京市)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日軍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吉星文團奮起還擊。掀開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吞我國東北后,為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zhàn)爭,陸續(xù)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已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從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xù)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1937年,駐華日軍悍然發(fā)動“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抗日戰(zhàn)爭隨即爆發(fā)。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為主要攻擊對象的“大陸政策”。20世紀初期,日本于日俄戰(zhàn)爭后取代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大殖民勢力,屯駐關東軍,設立殖民機構“南滿鐵路公司”,把東北作為對中國殖民擴張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日本擴大對華攻擊,出兵山東,脅迫袁世凱接受日本鯨吞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大戰(zhàn)后,日本通過加緊掠奪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政治、經(jīng)濟危機,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對中國問題進行了精心策劃。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東北發(fā)動襲擊,才3個多月就占領東北全境。翌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并攻占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在華北搞“自治運動”,希望能長期占領這些地區(qū)。1936年日本制定的總體戰(zhàn)略計劃——“國策基準”出籠后,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fā)動對華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國東北,抽調精銳部隊關東軍進駐平津一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1937年7月3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日本政府提議立即給中國以打擊,隨即于7月7日發(fā)動了七七事變。7月9日,中日雙方交戰(zhàn)部隊曾達成口頭?;饏f(xié)議。但同時,日本從中國東北和朝鮮抽調2萬多軍隊和百余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qū)。

  地理背景

  盧溝橋位于北平城西南約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沖,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貨物集散地。史料記載,自金代開始,中原腹地進京,皆要在盧溝橋停留,為京師進出中原腹地的必經(jīng)之路。侵華日軍一旦占領盧溝橋,北京就是一座死城,華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衛(wèi)北京城的軍事要塞。于是,日軍攻擊駐軍地,國民黨軍隊在盧溝橋進行抵抗,開啟了抗日戰(zhàn)爭的序幕。

  事件經(jīng)過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占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fā)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jīng)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tǒng)轄的約17000人的偽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占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為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zhàn)略地位更加重要。為了占領這一戰(zhàn)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lián)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jié)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qū)。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晚10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zhàn)斗,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fā)現(xiàn)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并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jīng)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fā),予以拒絕。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tài)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tài)擴大,經(jīng)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xié)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fā)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笔匦l(wèi)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zhàn)。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wèi)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蔣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zhàn),必抗戰(zhàn)”的方針。蔣介石曾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等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后關頭”,“再沒有妥協(xié)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睂τ谠诒R溝橋戰(zhàn)斗中英勇抗敵的29軍,全國各界報以熱烈的聲援。各地民眾紛紛組織團體,送來慰問信、慰勞品;平津學生組織戰(zhàn)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qū)的居民為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長辛店鐵路工人迅速在城墻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槍眼,以協(xié)助軍隊固守宛平城;華僑聯(lián)合會也致電鼓勵第29軍再接再厲。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日軍的進攻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見占領盧溝橋的企圖實現(xiàn)不了,便玩弄起“現(xiàn)地談判”的陰謀,一方面想借談判壓中國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則借談判之名,爭取調兵遣將的時間。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與冀察當局三次達成的協(xié)議,都被盧溝橋時斷時續(xù)的炮聲證明是一紙空文。“現(xiàn)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但它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遲緩了第29軍部兵應戰(zhàn)的準備,給平津抗戰(zhàn)帶來極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陸續(xù)集結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作戰(zhàn)部署基本完成之后,為進一步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尋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

  26日下午,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守軍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qū),否則將采取行動。宋哲元嚴詞拒絕,并于27日向全國發(fā)表自衛(wèi)守土通電,堅決守土抗戰(zhàn)。同日,日軍參謀部經(jīng)天皇批準,命令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fā)動攻擊,增調國內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并向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下達正式作戰(zhàn)任務:“負責討伐平津地區(qū)的中國軍隊。”血戰(zhàn)平津已再所難免。中國軍隊隨之奮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壯士報國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fā)動總攻。當時香月清司指揮已云集到北平周圍的朝鮮軍第20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約1萬人,在100余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shù)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29軍第132、37、38師發(fā)起全面攻擊。第29軍將士在各自駐地奮起抵抗,譜寫了一首不屈的戰(zhàn)歌。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訓的軍事訓練團學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不少軍訓團的學生也在戰(zhàn)斗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離北平,29日,北平淪陷。29日凌晨,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隊長張慶余和第2總隊隊長張硯田,在通縣發(fā)動起義,反正抗日,擊斃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等數(shù)百人,活捉漢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軍第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fā)起天津保衛(wèi)戰(zhàn)。第38師攻擊天津火車站、海光寺等處日軍,斬獲頗眾,但遭日機的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毛澤東反應

  致電蔣介石

  1937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秦邦憲在延安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突發(fā),形勢驟緊,舉國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對日作戰(zhàn)的呼聲直沖牯嶺。7月8日下午,蔣介石收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lián)名打來的電報:“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紅軍將士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wèi)國之目的?!?月9日,蔣介石收到由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等代表全體紅軍打來的電報:“我全體紅軍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zhàn)!”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裝的蔣介石面對100多名各黨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發(fā)表《抗戰(zhàn)宣言》,鄭重宣布:“……我們已快要臨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極人世悲慘之境地,我們不能不應戰(zhàn)!至于戰(zhàn)爭既開之后,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zhàn)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和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士抗戰(zhàn)之責任,皆因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會場不時響起熱烈的掌聲,四萬萬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聲終于有了回音!

  毛澤東:天下大亂,將來亂出一個新中國

  193周恩來和毛澤東等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我們當天就得到了消息。我把電報送給毛澤東時,他正在看書。他看過電報,又把它交給我,說:“讓他們都看看。好么,天下大亂,將來亂出一個新中國!”

  8月20日,我隨毛澤東從延安出發(fā)到洛川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盧溝橋事變后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同時解決擴大紅軍,籌集糧草的問題。由于延安地處陜北高原腹地,溝壑縱橫,不利于農(nóng)作物豐產(chǎn),加之千百年來戰(zhàn)亂頻仍,民生凋敝。紅軍進駐延安時,全縣只有2700戶,7000人口。物資匱乏是數(shù)萬軍民生存的一大難題;人口稀少阻礙了軍隊的發(fā)展和壯大。而相比之下,延安以南、西安以北的地區(qū),各方面的條件就要好得多。因此,我黨在這一地區(qū)下大力量做籌糧和擴紅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洛川會議后,經(jīng)國共兩黨談判協(xié)商,在陜北的紅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政訓處主任(不久八路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遂改稱政委,下同)羅榮桓;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政訓處主任關向應;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訓處主任張浩(不久由鄧小平接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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