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特征論文(2)
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特征論文篇二
試論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
摘要：恩格斯曾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提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即：“全部哲學，特別是控哲學的重大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但是很顯然，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時無法直接套用該問題。由此探究，思維和存在是否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傳統(tǒng)哲學作為一種哲學類型，有沒有其獨特的哲學基本問題。
關鍵詞：哲學類型;哲學基本問題;中國哲學;人的品性與社會需要
恩格斯曾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提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即：“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從此以后，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成為了大多數(shù)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公認的哲學基本問題，但凡提到哲學思想和哲學家，都會以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作為相應標準，而被列入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陣營。但是在分析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人物和思想的時候，許多困難和矛盾卻隨之浮現(xiàn)。于是我們不得不深思，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究竟是不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
一、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
為了深入探究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的含義，我們必須了解恩格斯提出問題時的背景和立場。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是針對馬克思之前的西方傳統(tǒng)哲學而言的，所謂“全部哲學”主要指的是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論哲學。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話是在具有特定背景的情況下產(chǎn)生作用的，如果忽略理論背景，以偏概全，則可能導致理論與實際不符的情況。
二、全部和單個類型的哲學基本問題
如果從一門學科的角度看待哲學，那么哲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tǒng)，哲學內(nèi)部有不同的模式、流派、類型。如果說一個問題能夠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必須在所有類型的哲學中具有普遍性。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作為整個哲學的基本問題十分勉強，因為很多類型的哲學派別不討論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比如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中國傳統(tǒng)哲學等，并不探究這個問題。所以準確地說，恩格斯的哲學基本問題是知識論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至于什么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俞吾金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什么是哲學?”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回答者抱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從而判斷出他從屬于什么哲學類型。這個問題在哲學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這個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
哲學有其基本問題，單個哲學類型也有其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知識論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傳統(tǒng)哲學也有其特有的基本哲學問題。首先，關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必須被肯定為一種哲學類型的存在。中國以前是沒有哲學這一說法的，哲學一詞是近代由日本傳入。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哲學。且不論爭論已久的“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單從哲學一詞的來源上分析。哲學譯自單詞“philosophia”，由“philein”(愛和追求)和sophia(智慧)組成，愿意為愛智慧。從這個角度定義哲學的話，中國古代是有哲學的。由于中國和西方多個世紀沒有交流，文明的發(fā)展必然會因為各種因素而產(chǎn)生一些差異。假如因為這個原因而嚴格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來生搬硬套，那么不僅違背了哲學的初衷，更是犧牲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寶貴精神財富。而從單個哲學類型的角度看時，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就是一種非常有價值并且極具特色的哲學類型，所以也應具有其相應的哲學基本問題。
三、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重要問題
中國傳統(tǒng)哲學長久以來留下了許多深刻且富有內(nèi)涵的問題，例如天人關系、義利之辯、知行觀、人性論等。這些問題雖然都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都還不具備足以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性。
(一)天人關系
天人關系一直都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熱門問題，甚至長時間以來有不少學者就把天人關系問題當作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這與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不無關系。當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學者將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模式帶入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思考中時，就會很自然地尋找與思維和存在相似的對立概念。在此基礎上，天人關系就能很自然地被解釋成了自然(思維的客體)和人(思維的主體)關系，顯然，這一關系的對立與思維和存在的關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雖然直接生搬硬套顯得十分勉強，但是由于該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些人寧愿選擇拋棄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影響，而堅持將天人關系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
將天人關系問題的實質簡單地解釋成人與自然的關系肯定是十分不妥當?shù)摹，F(xiàn)在的自然科學角度的天與當時所謂的天幾乎不是一個概念。與西方的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等人相比，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因為中國的先哲根本就沒有朝自然科學方面研究。荀子很明確地表達出了當時的一種思想傾向：“圣人為不求知天。”《左傳・昭公十八年》中，子產(chǎn)也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因為自從產(chǎn)生了人類社會之后，自然對人的壓迫感已經(jīng)減少很多，人民最大的壓迫感來自于統(tǒng)治者。《禮記・檀弓下》中孔子曾經(jīng)說過一句具有代表意義的話：“苛政猛于虎也。”因此人們的關注點從自然轉向社會是當時人的自身需求，權衡之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就不是主要任務了。所以所謂的天人關系根本就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講到天人關系的時候經(jīng)常提到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絕對是不指客觀意義上的人與自然合而為一。孟子在一句話中曾經(jīng)表達過天人合一的思想：“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從這句話中就可以看出，所謂的天人合一并不是客觀意義上的，而是主觀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是自身的修養(yǎng)和完善，而不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改造。無論是孔子提出的“求仁”還是孟子提出的“四端”及“浩然之氣”，都是由內(nèi)而外的;其它的先哲比如老子，雖然提出了物質意義上的天道，但是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人自身對天道的效仿，而不是對天道本身的探究;莊子的“坐忘”，實質上是一種無欲無求的精神狀態(tài)，是通過自身修養(yǎng)而非對世界的改變而達到的，促使莊子提出這種修養(yǎng)的原因也非自然，而是社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我覺得就是上述的價值觀的轉向。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和人類社會。天只是延續(xù)著作為一種權威的象征而存在，比如天子、天命等詞，都是在借天的權威。所以所謂的天人關系，重點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人與社會的關系。人們借著天人合一的口號，按照社會的需要來改善自身，使自身更有利于立足社會。這才是天人合一的實質內(nèi)容。 (二)義利之辯
義利之辯則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史上關于仁義和功利的爭辯。義利的對立首先由孔子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表明了儒家對義利的基本立場，認為義與利是相互對立的，并且重義輕利。與此相對，墨家的觀點認為“義，利也”(《墨子・經(jīng)說上》)。首先從義和利的含義進行分析。義代表了一種利于社會的價值取向，是按照社會的需要對人提出的一種統(tǒng)一的規(guī)范，行事合乎義，從宏觀上看，一定是有利于社會的，但是有可能損害個人利益。利則代表了一種利于個人或小團體的價值取向，是按照個人或小團體的需要表現(xiàn)出的一種自發(fā)的追求，單純地逐利，從微觀上看，目的一定是滿足小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可能危害社會。這么看來，其實義和利都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取向，只是立足點不同。一般情況下，無節(jié)制、不理性的逐利都會危害社會，所以儒家提出的觀點是重義輕利，以社會需要為重。但是如果在適當?shù)姆秶锢硇缘厍罄?，也能達到義、利兩全的結局。由此看來，真正被排斥的不是利，而是超出社會需要的范圍，也就是義的范圍的利。所以作為是非評判標準的義，實際上體現(xiàn)的就是社會的需要。
(三)知行觀
知行關系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特殊問題，在其它哲學體系中沒有被明確地作為一對范疇所提出。知與行是相統(tǒng)一的，有什么樣的知才會作出什么樣的行。從“格物致知”的角度上看，如果格的是客觀事物，知的是客觀規(guī)律，那么這樣的知行觀無疑具有一般認識論的意義。但是從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角度上來看，我們一直以來致的知并不是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雖然在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知行觀上有過分歧，但是那只是過程上的差異，而不是實質上的差異，中國哲學史上在知行觀上一直保持著“致良知”的本質觀念。所謂“良知”，實質就是符合當前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
(四)人性論
人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喋喋不休地爭論了很長時間，早在孔子時就將人分為三等，其后董仲舒等人便建立了性三品說;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張載、朱熹等人提出性情分立等等不一而足。雖然理論很多，但是劃分的原則都是相同的――是否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提出這些理論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驅使人們具備社會需要的道德。性三品說中，雖然有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但是些兩類人為極少數(shù)，故不是理論的重點。理論的重點在中人之性，也就是絕大多數(shù)人具有的性。這絕大多數(shù)人雖然沒有圣人之性，但是可以通過自身的修養(yǎng)來獲得圣人之性。雖然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看似矛盾對立，實則殊途同歸：孟子把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觀念當作天賦人性，所以提出性善;荀子把人的基本生理欲望當作天賦人性，所以提出性惡。由些可見，他們兩人提出看似相悖的理論，并非由于對道德的態(tài)度相左，而是由于對人性的定義不同。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上，他們都提出要培養(yǎng)道德觀念，雖然孟子的方式是由內(nèi)而外擴，荀子的方式是后天習得，但是兩人的結論分別是“人皆可以為堯舜”、“涂之人可以為禹”。所以兩人對人性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相同的。張載、朱熹等人將性與情分立，基本相當于將孟子的善性與荀子的惡性分立，目的還是要以性來統(tǒng)御情，將人的欲望控制在道德范圍之內(nèi)。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哲學史上關于人性的理論有很多，但是價值取向和最終歸宿都是一致的，即修養(yǎng)品性以獲得符合社會需要的道德。
四、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
從對上述問題的探究中可以看出，其實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這些重要問題都在圍繞著一個核心展開，即人的品性與社會需要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哲學與政治是分不開的，不像許多西方哲學家熱衷于自然科學，中國哲學的問題全部指向人與社會的關系，每個人都是政治的人，每個哲學家所探究的問題都是如何調整人與社會的關系。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有不同的社會需要，儒家思想一般比較傾向于修養(yǎng)人的品性以滿足社會的需要來促進社會發(fā)展，道家思想一般比較傾向于修養(yǎng)人的品性以適應社會的需要來保障自身利益。雖然人與社會同在一個系統(tǒng)中，常處于共進退的狀態(tài)，但是更傾向利于社會還是更傾向利于自身，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了哲學思路的走向。但是無論怎么回答，中國傳統(tǒng)哲學研究的對象實質都是人的品性，參照的標準都是當時的社會需要，所以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人的品性與社會需要的關系。(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學院)
參考文獻：
[1]俞吾金：《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再認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2]林可濟：《中國古代哲學基本問題新探》，東南學術，二零零六年第一期
[3]張則：《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的梳理》，玉溪師范學院學報，二零一零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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