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概論論文(2)
中國哲學概論論文
中國哲學概論論文篇二
一本較好的中國哲學史
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是高校文科教材之一，“”前內部印行了前三冊，第四冊(清代至近代部分)未出版?，F(xiàn)在新出版了第四冊，前三冊也作了部分修訂，重新出版。
第四冊是1973年編寫的，今已全面修改。分兩篇，十七章。鴉片戰(zhàn)爭前為一篇，六章，論述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李<SPS=0208>和戴震的哲學思想;近代部分為一篇，十一章，論述了龔自珍、魏源、洪秀全、嚴復、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孫中山以及曾國藩、張之洞的哲學思想。這里就第四冊的特點作一些介紹：
一，比較嚴格地堅持了哲學史的對象和任務。哲學史的對象和任務是研究哲學史，本來這是不成問題的。但由于“_”的搗亂，一段時期，哲學史卻越來越不象哲學史了，成了儒法斗爭史，政治思想史。本書批判和肅清了“_”在這方面的流毒，著重論述了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辯證法思想和形而上學的斗爭;從哲學是整個人類認識發(fā)展史的角度對我國清代特別是近代哲學思想的發(fā)展，作了系統(tǒng)的論述。近代部分，由于時代的特點，社會政治思想本來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本書卻始終突出了哲學思想的論述。例如龔自珍和魏源的哲學思想沒有形成體系，比較雜亂、薄弱，一些論述近代思想的論著都重視不夠，本書卻對他們的哲學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與介紹。對嚴復、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孫中山思想的介紹，也都突出了哲學思想部分。不少章節(jié)寫得頗有特色，如對章炳麟辦《民報》時期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分析，就其分析的細致、深入來說，可以說是同類著作所僅見的。
由于本書突出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的論述，通過揭示哲學思想的辯證發(fā)展過程，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這就很有助于幫助讀者弄清什么是唯物主義，什么是唯心主義，什么是辯證法，什么是形而上學，從而提高哲學理論水平。
二，比較注意通過對哲學思想產生根源的探求，闡明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社會生產力和階級斗爭的發(fā)展對哲學思想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后者對前者的反作用。全書堅持了對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但在進行階級分析的時候，又嚴格地堅持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避免用僵死的公式去范圍無比豐富的歷史。在論述嚴復、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孫中山等人的哲學思想時，作者具體地揭示了他們思想中所包含的復雜的矛盾，如譚嗣同“以太”學說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尖銳矛盾，章炳麟哲學思想由機械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認識論到主觀唯心主義的轉化，孫中山由唯物主義自然觀到二元論、唯心論的轉化等等，并論述了這些矛盾產生的階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這就使每一章哲學思想的分析顯得內容充實，有血有肉。
書中還十分注意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對哲學思想的影響。中國近代哲學史證明，哲學并不只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哲學是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的概括。作為近代的時代精神的精華，近代哲學特別深刻地反映了近代進步思想家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熱情追求和渴望，反映了近代自然科學對哲學的深刻影響。作者正確地指出，近代唯物主義的思想來源和其所取的特定形式，是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在我國的傳播分不開的。譚嗣同對“以太”的種種神奇的描述，康有為對元(氣)的解釋，孫中山的“生元”說，都無不表現(xiàn)出當時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影響。我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之發(fā)展到一個新的和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有質的區(qū)別的階段，同樣證明了恩格斯這個原理的正確：“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fā)現(xiàn)，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4頁)忽視自然科學的影響而片面地強調階級斗爭對哲學的決定作用，就不可能正確地闡明哲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
三，較好地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和處理現(xiàn)實問題需要實事求是一樣，在評價歷史人物及其思想體系的性質和社會作用時，同樣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不拔高，也不貶低。本書在論述每一哲學思想體系時，是力求這樣做的。一方面它嚴格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原則，一方面又注意堅持嚴格的科學性，力求做到黨性和科學性的統(tǒng)一。例如在評價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哲學思想時，作者一方面指出，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洪秀全跟一般剝削階級的思想家根本不同，他的思想是直接為勞動人民的革命需要而提出，在革命戰(zhàn)爭中成長和發(fā)展，并直接服務于當時的革命斗爭的。因此，洪秀全的思想不能看做只是他個人的東西，而是集中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斗爭中的創(chuàng)造和智慧，代表了廣大農民的戰(zhàn)斗意識形態(tài)。洪秀全用“皇上帝”這個革命化身所進行的對封建社會“四大繩索”的全面沖擊，對封建壓迫的控訴與反抗，是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反封建思想發(fā)展的高峰。評價洪秀全的思想，不首先肯定這一方面是不對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對洪秀全的思想也不能拔高。洪秀全所代表的畢竟是農民階級，而農民是小生產者，具有無可避免的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它不能產生科學的世界觀。洪秀全的“皇上帝”雖有革命的一面，但本身卻是宗教崇拜的偶像。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只能借用宗教的力量來動員和組織群眾，而宗教的本質是唯心主義;是落后、愚昧、迷信和盲從。同時，反映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者的特征，洪秀全還提出和宣傳了孝道之類的封建思想，定都南京以后，又頒布了一系列等級品位制度以及天父詩、幼學詩一類包含濃厚封建意識的宣傳讀物。這些都反映出在封建生產方式下，農民階級在思想意識領域內無法解脫的矛盾。它終于導致太平天國的必然的失敗。因此象“_”時期那樣，把太平天國抬得比無產階級革命還高，片面美化農民思想，以致混淆農民與無產階級、農民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無疑也是極其錯誤的。作者對太平天國革命思想這樣兩重性的分析，就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評價也比較實事求是。全書充分肯定了作為近代資產階級理論斗爭武器的機械唯物論、自然觀上的唯物主義傾向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進步作用，對之作了恰當?shù)脑u價;另一方面，對唯心主義的作用，也不是一筆抹殺、簡單否定，而是予以實事求是的分析。例如作者指出，龔自珍是主觀唯心主義者，深受佛教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但龔自珍反對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程朱唯心主義理學，又采取今文經學派的“微言大義”，對當時社會的黑暗腐朽現(xiàn)象進行抨擊。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為他的政治改革服務的，因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具有開風氣的積極意義，有進步作用。在分析章炳麟的哲學思想時，作者一方面指出，他在革命高潮時期宣揚主觀唯心主義，是消極的，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兩面性;另方面又指出，這是由于章炳麟找不到取得革命勝利的真正物質力量，因而過分看重了個人自由意志的作用，錯誤地把主觀唯心主義當成了激發(fā)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因此對章炳麟的主觀唯心主義簡單地予以否定，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平的。這樣的分析也是實事求是的。
近代部分還通過大量的思想材料的分析，通過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的分析，概括出令人信服的規(guī)律性的結論：即只有無產階級的宇宙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在對近代資產階級先后興起的兩大思潮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指出：以康有為、嚴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由于代表的是向自由資本主義轉化的開明地主、官僚以及封建的知識分子這一階層的利益，他們的階級基礎十分脆弱，他們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極其有限，因而他們的唯物主義傾向和主張變化的觀點，終于要被唯心主義所窒息。他們承認量變而否認質變，當著革命向前發(fā)展到否定君主制度的時候，他們的改良口號也放棄了，終于墮落為反革命的保皇黨。以章炳麟、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反改良派的斗爭中成長起來，他們多屬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他們的階級基礎較之改良派要來得大一些，和封建上層勢力的聯(lián)系較少，因此，他們的革命性也比較改良派來得堅決。在哲學思想上，他們更多地傾向唯物主義，其自然觀和認識論也比較注重吸收西方自然科學的成果。為了追求革命的勝利，孫中山甚至在解決知行的辯證關系上作出了貢獻。但是由于他們
的軟弱性，害怕群眾，脫離群眾，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不能完全割斷 聯(lián)系，因而在 哲學上又終于擺不脫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束縛，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引導到勝利。他們只能推翻封建帝制而不可能解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通過這樣的分析，本書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任務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能完成，因此只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這樣的結論是很富有 教育意義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和任何事物應當一分為二一樣，本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作為教科書，篇幅有一定限制，因此一些問題不可能充分展開。但是在現(xiàn)有的篇幅內，某些問題是否可以講得更為明確充分呢?應該是可以的。例如對龔、魏思想的分析，就是如此。在中國近代史上，龔、魏并稱，似乎兩人的思想沒有質的區(qū)別。實際上，龔自珍死于鴉片戰(zhàn)爭中，沒有目睹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慘狀，他的思想基本上不帶有近代的特征。魏源則經歷了鴉片戰(zhàn)爭所帶來的思想上的極大變化。痛定思痛，魏源的思想在鴉片戰(zhàn)爭后開始有了新的方向。這種變化是鴉片戰(zhàn)爭所引起的中國 社會思潮的變化在它的思想代表人物身上的反映，因而是具有典型的時代意義的。然而和許多論著一樣，本書卻沒有突出這樣的區(qū)分，以致似乎鴉片戰(zhàn)爭后魏源的思想和鴉片戰(zhàn)爭前的龔自珍的思想，兩者是不存在部分質的區(qū)別的，這就在客觀上降低了鴉片戰(zhàn)爭在我國知識分子和社會思潮的變化上所起的深刻影響，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其次，對某些哲學思想體系內部包含著的矛盾的分析，也還不夠深入。例如對嚴復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形成、特點及其在嚴復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的分析，就過于簡略，缺乏應有的深度。又如對章炳麟思想的分析方面，早年他(在《<SPS=1599>書》中)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及進化論思想，在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已建立了在自然觀和認識論上的明確的 機械唯物論觀點，何以在1906—1909年主編《民報》的革命高潮時期，卻轉而建立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對這個問題，本書也沒有著重從章炳麟前期思想理論的內在矛盾中作深入的剖析和說明。顯然，類似這樣的問題，如果能更深入一點，做出明確的解答，是會使本書的質量進一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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