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科學論文

　　波普爾作為科學哲學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價值。但是我們還可以以其思想作為一種參照系，來幫助我們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獲得一種也許對雙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進。 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分享的哲學科學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哲學科學論文篇一

　　波普爾與庫恩思想比較研究

　　摘要：波普爾作為科學哲學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價值。但是我們還可以以其思想作為一種參照系，來幫助我們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獲得一種也許對雙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進。

　　波普爾應該說在科學哲學中體現了突破性，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波普爾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學發(fā)展模式中，波普爾的“不斷革命論”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說是對科學知識累積觀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發(fā)點和著眼點卻與邏輯實證主義者并無二致：從邏輯和經驗兩條途徑來對科學進行哲學思考。并且對于科學知識累積觀也沒有完全放棄。

　　對于科學語言的研究，波普爾并沒有多加考慮，他認為“我所認為的維也納學派和邏輯實證主義瓦解的最終原因不應歸咎于它學說上種種嚴重錯誤……而應歸咎于對重大問題的興趣的衰退;歸咎于埋頭于細節(jié)……尤其是詞的意義;簡言之，歸咎于它的煩瑣哲學。”

　　波普爾對于背景知識的重要性以及理論負載觀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認為人的主觀傾向和知識的社會建構對于科學知識的形成，科學理論的發(fā)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認為與經驗聯系的語言還是中性的語言。

　　可以說波普爾在對科學哲學的研究途徑上，對語言的認識上還是堅持比較保守的觀點。本文立足于這幾方面，將波普爾與庫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較，在表達庫恩哲學與波普爾哲學的不同的基礎上，力圖展現出庫恩哲學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新方向：如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重視，對于科學累積觀的放棄，對于科學共同體的封閉性的說明，最重要的是對不可通約性的研究體現出其新的哲學觀。

　　科學哲學以邏輯經驗主義為這一哲學門類的第一個成熟派別，發(fā)展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漸趨勢微。波普爾哲學出現。波普爾哲學從時間上介于邏輯經驗主義與庫恩之間，思想上繼承了邏輯傳統(tǒng)和經驗傳統(tǒng)，可以說是邏輯經驗主義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時間上的相合，庫恩與波普爾之間不乏直接的交鋒，特別是在1965年倫敦科學哲學會議上。因此，庫恩和波普爾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為傳統(tǒng)科學哲學與歷史主義學派進行比較的對象。

　　波普爾(K.Popper, 1902-1993)英國哲學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邏輯》、《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波普爾的思想傳播較廣，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爾反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提出證偽原則，并將理論的可證偽性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在科學發(fā)現方面，提出由猜想創(chuàng)造出理論，由經驗加以證偽的科學發(fā)生和發(fā)展模式，圖式為“P1(問題)―TT(試探性理論)―EE(消除錯誤)―P2(新問題)”，其方法稱“試錯法”。波普爾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科學理論的逼真度會越來越高，理論的經驗內容會越來越豐富，科學是理性、進步的事業(yè)。同時他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認為世界可分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靈世界，世界3―客觀知識的世界，將科學知識的發(fā)展作為一個主觀知識客觀化的過程，客觀知識自我發(fā)展的過程。波普爾在社會政治哲學和藝術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較大影響，本文僅立足于其科學哲學思想進行探討。

　　一、科學發(fā)展觀的比較

　　波普爾的科學發(fā)展模式是其哲學特征的顯著表現。如果僅就其發(fā)展圖式來說，庫恩模式和波普爾模式還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現批判及重視變化的形式。波普爾認為一個理論經由證偽而為另一個理論所代替，而庫恩認為一個范式發(fā)生危機經由科學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評波普爾是“不斷革命論”，那么從宏觀上看，庫恩也是“不斷革命論”，只是時間上或促或緩，顯然這并非二者區(qū)別的根源所在。必須深入到兩個模式的深層，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較。

　　先看波普爾，聲稱“應當把科學設想為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1]波普爾這不是贊同一個理論代替另一個理論的進步方式，因而理論才是科學發(fā)展的里程碑嗎?其實，理論在波普爾這里只是一個經驗工具，其意義只在于是否能解決問題，“一種科學理論，一種解釋性理論，只不過是解決一個科學問題的一種嘗試，也就是解決一個與發(fā)現一種解釋有關或有聯系的問題。”[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爾將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看成一個經驗內容不斷累積(通過證偽的累積)的過程。其方向是一個確定的矢量。對理論的這種理解，使得理論和理論之間成為可以溝通無阻的狀態(tài)。因為理論針對的是經驗問題，經驗是對獨立存在的實在的反映，不同理論針對同一經驗問題，即是面對共同的實在而進行的探索。所以理論與理論是可以用一個共有標準來衡量的，即可證偽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標準來衡量不同理論與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經驗內容的含量來指出理論和真理距離的遠近。

　　理論和理論間的這種狀態(tài)，使得它們所運用的語言也成為共通的，正如波普爾所說：“一個公理系統(tǒng)(例如幾何學)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個系統(tǒng)(例如物理學)的概念相聯系的，或者為后者所解釋。在某一門科學的進化過程中，當一個陳述系統(tǒng)正在用一個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說系統(tǒng)來解釋的時候，上述可能性特別重要。從這個新的假說系統(tǒng)中，不但可以演繹出屬于第一個系統(tǒng)的陳述，而且可以演繹出屬于其他系統(tǒng)的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用原來在某個舊的系統(tǒng)中使用的概念來定義新系統(tǒng)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這可以說是波普爾對科學理論的語言觀再清楚不過的表述。概念的演變不僅合理，而且不同理論之間也環(huán)環(huán)相扣，實際上仍然堅持一種中性語言觀。這樣，科學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對經驗問題的解決方面，并沒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篤信經驗的波普爾自信滿滿。

　　庫恩的科學發(fā)展模式中卻缺少了波普爾那種明晰的表達和確定的矢量軌跡。他認為科學的發(fā)展是從一個范式到另一個范式，而且也很難說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針對經驗問題的，由范式結成的科學共同體的常規(guī)活動也是解決疑難，但不僅僅是一個經驗工具。其中對疑難及其解決的認定、實驗方法、理論選擇、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體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間不可通約。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間的不可通約。“在一個理論到另一個理論的轉換過程中，詞的意義和應用條件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雖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號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質量，元素，化合物，細胞，但它們中的一些詞附著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變化。因此，我們說，相繼理論是不可通約的。”[4]由于語言而導致不可通約性;由于不可通約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溝通比較，因此很難象波普爾那樣指出一個共同的標準來選擇理論。

　　庫恩一方面承認理性標準—精確性、一致性、范圍、簡單性和有效性;同時又認為“這些理由所構成的是用來進行選擇的價值，而不是選擇的規(guī)則。而共用這些理由的科學家可以在同樣的具體情況下做出不同的選擇。”[5]也即“科學家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所作選擇不僅依賴共有準則……還依靠由個人經歷和個性所決定的特應性因素。”[6]這樣，庫恩就不只考慮經驗內容的增減和與客觀實在的符合程度。與波普爾方向相異的結果是必須轉而考慮理論的構成、范式的轉換、個人選擇在科學事業(yè)中的地位等等問題。且科學也可以說是進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說是不斷向真理進步的。

　　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語言和不可通約性的關系。庫恩對理論的語言結構采取的是整體論的觀點：其一，概念與概念之間是密切聯系的。如在學習類概念時(kind-term)時，認為“大部分類概念必須作為一組相互比較的概念中的一個來學習。”[7]假使學習“固體”概念，那么同時就要掌握“液體”和“氣體”。而另外的概念，則要在一組相近的概念中學習，例如“力”就要與“質量”、“重量”聯系在一起。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結合起來的。其二，單個概念和整個理論是相互聯系的，概念除了是詞語外，還有自然界的意義，如果這種意義與范式針對自然界的知識體系相悖，便不能為范式所容。概念與范式整體的關系是如此緊密，因此，當某些基本詞匯轉變時，實際上反映的是范式整體的轉變。不能忽視語言的些許變動，而認為大部分詞匯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礙理論間的交流。

　　庫恩的這種語言整體觀得益于奎因的語言觀。“奎因指出了他準備加以批評的兩個教條。第一個教條堅持‘在分析的、或以意義為根據而不依賴于事實的真理和綜合的、或以事實為根據的真理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另一個教條是還原論：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值于某種以指稱直接經驗的詞項為基礎的邏輯構造。’……即在對真理的問題以及在修改一個人的信念時需要考慮什么的問題的考察中，不要把一個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個別陳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個系統(tǒng)。只有考慮了這種陳述的總體網絡—規(guī)律，邏輯原理和觀察報告等的相互聯系的網—我們才能確定我們接受、拋棄或修改任何單個信念的理由。”[8]這段引文較長，但較完整地闡述了奎因的觀點。事實上，語言的整體觀從卡爾納普、亨普爾等邏輯經驗者那里就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到奎因，再到庫恩，應該說，還是有其內在的發(fā)展脈絡的。

　　波普爾語言哲學對此并不感興趣，“我所認為的維也納學派和邏輯實證主義瓦解的最終原因不應歸咎于它學說上種種嚴重錯誤……而應歸咎于對重大問題的興趣的衰退;歸咎于埋頭于細節(jié)……尤其是詞的意義;簡言之，歸咎于它的煩瑣哲學。”[9]對于由語言整體觀而引致的不可通約，波普爾同樣不以為然：“這正是一個教條，一個危險的教條—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轉譯的語言。事實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語言(象英語和霍皮語或中國話)也不是不可轉譯的，許多霍皮人或中國人相當好地掌握了英語。”[10]也就是說，語言作為對實在的描述，都是針對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叫法不同罷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種科學詞典式的關系并不是一種難事。

　　庫恩則在此也用了類似的比喻來回擊波普爾，即學習語言和翻譯是兩回事。“學習第二語言的困難不同于翻譯的困難，而且遠比翻譯的問題要少。……總之，翻譯總是包含著妥協(xié)，致使交流會有些改變，譯者必須決定什么改動是可以接受。”[11]學習使用第二語言，是認同到第二語言的語境之中去。這里的語境，并非單純的上下文關系，而是語言中蘊含的文化背景。此時是暫且放棄了第一語言及其語境的。若是在兩種語言間進行翻譯，將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譯的不確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證一個系統(tǒng)所選擇的符號在另一種語言中有一個唯一相稱或對應的符號。”[12]庫恩解釋道：“對于文學和科學來說，在翻譯中的困難是同一個緣故，不同語言翻譯的經常性失敗在于語言中詞語間保持的結構性關系，或者在科學中的類概念的結構性關系。”[13]在語言構成上似乎已經找到了不可通約性的根源。

　　實際上，不可通約性應從更深層次上進行理解，同時，對于語言的認識也應更進一層。庫恩對比分析哲學的做法進行了說明。分析哲學認為兩個人對不同概念用了同一個名稱，如水，那么就可以區(qū)分為“水1”、“水2”。盡管水1和水2在意義上不同，但大部分還是重合的。所以這兩個詞只是在語言用辭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庫恩則認為“一些居于兩個共同體所在范式內的類概念是不可調和地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對象不同。”[14]也即兩個共同體眼中的世界已經變了。“我們想要說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學家們是對一個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應。”[15]換言之，“學習翻譯一種語言或一門理論就是學習描述世界，語言或理論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約性乃是理論背后的世界觀轉變造成的，而并非簡單的詞語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同意范式間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 or imcomplete 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這蘊含著對語言的觀念和真理觀念的一個轉折。波普爾首先承認“我始終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實在論者”，肯定了客觀實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認客觀真理即符合事實。這樣就將理論與自然界(實在)聯系起來，理論的語言即是對自然界知識的客觀反映。知識與自然界(實在)的聯系是直接的，語言只是一個載體、工具而已，自身并沒有在認識過程中成為一個問題。庫恩對自然實在也是認同的，也同意理論是對自然界的知識，“自然界的語言和科學的語言都是設計來描述實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學理論可以達到波普爾意義上的客觀真理就難說了。“然而，另有一個或一類步調是很多科學哲學家想采取，而我卻拒絕的。即是，他們將理論比作自然的表現，比作關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陳述。”[18]庫恩在反對波普爾的逼真性標準指出：“為了在比較兩個理論中使用這種概念，就必須假定，同意對于事實上是否雪是白的達成技術性的一致。……它還得假定，所牽涉的客觀觀察者都是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說明，沒有這樣的中性語言。如果我是對的，那么‘真理’有如‘證據’一樣，就會只是用作內部應用的一個術語。”[19]語言成為在自然界和人的認識之間的東西(橋梁或障礙)，語言所表述的知識也成為范式內部的東西。換句話說，科學共同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稱為語言共同體。

　　這里所隱藏的是主體與客體關系的轉變與帶來的知識性質的轉變。在傳統(tǒng)哲學中，主客分立，主體客觀地反映客體。但在庫恩這兒，客體也是主體的客體，這并不是走向主觀主義，而是對科學圖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學一直以來作為客觀、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記了自然科學也不過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反映或者說是人的存在狀態(tài)之一種。自然科學的基礎—自然，也是為人認識而引入人的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無論我們把實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過我們所參加的活動結構而被揭示給我們的。”(普里高津)應從哲學上給予自然科學以人的主體角度出發(fā)的真正位置。事實上，自然科學也應是一種主客合一的認識，并在語言中體現出來。但請注意兩點：其一，這是在庫恩思想中未明確表達的;其二，庫恩的這個觀點只能說在認識論層次的，而沒有自覺地在科學的存在論層次上進行反思。與之相連，知識也是人的知識，盡管自然界(實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卻可以從自己的立場得到關于自然界(實在)的知識，即使針對同一對象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結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反對中性語言觀，認為不同的理論語言給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學革命與語言建立起這樣的關系也就不足為怪了：“科學革命的中心特點是它轉換了關于自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內在于語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說成是科學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東西。”[20]在庫恩的論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確主客體關系和知識的性質，只是在其論點中蘊含著。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將語言的轉向止于不可通約性的語言構造方面，是不足說明庫恩全部觀點的。

　　二、兩組概念的比較

　　下面具體說明不同語言觀下，波普爾與庫恩的哲學觀點的異與同。

　　1、理論框架與常規(guī)科學

　　波普爾承認科學認識中理論框架的存在，“我確實承認，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是被關進自己理論框架的囚徒。但我們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們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時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誠然，我們又會為自己找到一個框架,但這一個會更好，更寬敞些，并且我們能在任何時候打碎它。”[21]盡管波普爾一直強調理論的不斷證偽，但也不否認理論有其穩(wěn)定性。“在我們的背景知識沒有發(fā)生革命變革的限度內，我們對t1和t2兩種理論的評價將保持穩(wěn)定。”[22]另外，根據世界3理論，客觀知識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觀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論的核心：盡管第三世界是人類的產物，人類的創(chuàng)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動物的產物一樣，反過來又創(chuàng)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領域。”[23]這樣，科學不可能從主觀愿望出發(fā)一天幾次革命，而為世界3本身的規(guī)律所制約。這種穩(wěn)定性反映在波普爾對證實的接受上，“我的第三個要求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我們要求一種好的理論應在它的某些新預言中獲得成功;二是我們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駁倒，……”[24]“在我看來很清楚，只有通過我們理論的暫時成功，才能相當成功地把我們的反駁歸因于理論迷宮的一定部分。”[25]理論框架是證偽和證實的統(tǒng)一體。

　　常規(guī)科學是庫恩提出的一個概念，指嚴格根據一種或多種已有科學成就所進行的科學研究。這種為科學共同體所認同的成就是范式。“一個范式和一種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的發(fā)展已經成熟的標志。”[26]科學家在常規(guī)科學時期進行的往往就是驗證預期，使理論更精密等非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波普爾認可常規(guī)科學的存在，并認為是庫恩給自己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但他對常規(guī)科學和常規(guī)科學家進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對將常規(guī)科學作為科學成熟的特征。“對此我只能說在這中間，在它成為常規(guī)的那種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種相當大的危險……一種對科學，而實際上是對我們文化構成的危險。”[27]此處的“危險”指一種對科學的無批判態(tài)度。

　　如果將庫恩與波普爾的分歧只置于兩人所達到的層次的話，是不夠的，即“發(fā)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不僅是波普爾承認科學的合理發(fā)展是批判進步的，庫恩則認為科學受心理學、社會學等的影響而自洽于共同體中。還應看到是二者對知識本質的理解不同造成的這一差別。

　　波普爾的知識觀將知識看作純經驗的東西，更好的知識就是經驗內容更豐富，又更容易被證偽的知識。因此經驗知識的不斷增長，便不斷突破原有的理論框架，而經驗內容是科學理論中最重要的東西，科學的革命就在于經驗知識的更新，無怪乎波普爾被稱為“不斷革命論”。

　　庫恩的知識觀則與其語言的轉向緊密相連，知識是依托范式的知識，并非單純的客觀經驗內容，它包含了許多范式的限定，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為共同體的

　　世界觀所決定。科學通過實踐的經驗知識的增長，不過是在范式所規(guī)定的實驗條件下，對理論預期的驗證。也就是說，科學在常規(guī)科學時期，在范式的領域內，得到范式所預期的知識，同時，常規(guī)科學又與科學革命相對，只有達到范式的轉換才能稱為革命。這樣，理論框架和常規(guī)科學雖在形式上都有穩(wěn)定性的特點，但又全然不同。

　　具體地說，不同在于理論框架直接與經驗相連，知識內容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中并沒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響理論框架的破與立。如果發(fā)生破與立，則表明了知識的增長。常規(guī)科學與范式相連，范式的轉換造成的是知識的根本不同，經驗也納于范式之中。理論框架和常規(guī)科學的不同，在于其變化性質的不同知識觀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爾與庫恩語言觀的不同。

　　2、背景知識和范式

　　波普爾早已認可觀察滲透理論，“我們的日常語言是充滿著理論的，觀察總是借助于理論的觀察。”[28]也就是說，在科學認識中充斥著背景知識。“討論問題時我們總是承認……各種不成問題的東西，它暫時地并且針對討論這個特點問題而構成我稱之為背景知識的東西。”[29]背景知識出于實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懷疑，成為科學可以在此基礎上進步的臺階。這與上文對理論框架穩(wěn)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識也并非永遠免受批判，因為畢竟科學的劃界標準是可檢驗性。這里的背景知識無疑指的是經驗知識。觀察滲透理論，也就是在已有的確鑿而中性的經驗知識的基礎上進行觀察，并不因人而異，而是因經驗知識本身的發(fā)展而不同。

　　庫恩也同意“觀察滲透理論”，只是此處的理論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識并不是波普爾意義上的客觀知識，而是在規(guī)定的，或者說共同體認可的，概念、理論、儀器和方法論之內所得到的知識。范式包含了一個共同體的世界觀，不同的共同體有不同的世界觀。正是在此意義上，庫恩的觀察滲透理論才會出現“在革命以前在科學界中的鴨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結論。而在波普爾的觀察中，是鴨子總是鴨子，也許有的差別就是長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爾和庫恩也都認為語言受了理論的污染，才達到觀察滲透理論的結果。但出于上面的討論，請不要忽略語言的不同意義。波普爾所說的語言是指對自然界客觀知識的載體;庫恩指的語言則是某一共同體對自然界知識的載體，這里的客觀性只能指共同體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庫恩認為語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說具有團體性的特點?這是語言的不可通約性必然導致的結論。并且?guī)於鬟M一步提出他的科學觀：“(科學不是那種能把參與者組成共同體的唯一的活動，但它卻唯一地使每一個共同體僅以自身作為聽眾和裁判。)……就絕大多數學科而言，一個封閉的專家共同體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這也可看作語言的轉向所帶來的影響。

　　庫恩的這種科學觀在傳統(tǒng)科學哲學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說科學是自我封閉的，單說科學內部是由封閉的科學共同體組成的，便已令波普爾為代表的傳統(tǒng)科學哲學家難以認同。在傳統(tǒng)科學哲學中，以經驗為基礎，將科學事業(yè)不論從其共時性還是歷時性都看作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在深入了解語言所負載的含義后，對庫恩的這種離經叛道的論斷便不以為異了。

　　科學理論是一個歷史事件，凝聚著世界觀、技術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為當時文化所決定的因素。從歷時性看，是一個非連續(xù)的過程。從共時性看，不同的科學共同體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觀、研究方法、評價標準等，相互之間難以交流，在科學內部造成了封閉狀態(tài)。科學本身作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種，與人們其它生存方式存在著世界觀的差異，如巫術，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學處于相對封閉狀態(tài)。加之科學將自己作為理性的化身，當代世界的最高評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閡(這里相當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間及文化內部進行評價的問題)。語言作為文化的體現，科學語言體現了科學的上述特點。而庫恩的語言觀在體現了語言歷史性的同時，集中反映了科學語言封閉的一面。此前的科學哲學家(如波普爾)的語言觀將語言和經驗做中性的連接，而未能通過語言探索到科學歷史性的一面。

　　三、小結

　　庫恩哲學語言觀的轉向是指在科學哲學中確立了語言的根本性地位，成為人與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語言中把握的世界。這個轉向具有的意義：一方面對語言的結構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令理論的表達更易為人把握;另一方面，將知識作為共同體的知識，否定了中性知識,使人在科學探索中能夠吸了所得知識的過程和限度?？傊?，對科學認識有直接的指導。更重要的是對傳統(tǒng)“意義”、“真理”、“客觀”等概念的否定，蘊含著對科學存在論的思考，引向了對科學本身性質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語言而指向科學的歷史性，這既是發(fā)掘了科學的有限性，又是其開放性的前提(科學實踐的多種可能性)，將人的科學活動和整個文化活動聯系起來，體現的是理性歷史化。

　　科學理所當然的基礎是人對自然的認識，具有有限性。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31]科學相對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對自身的反思能力?？茖W哲學就是對科學的一種反思?？茖W是人的科學，作為人對自然界圖景的一種反映，絕對意義上的“真理”、“客觀”等觀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學上的對真理的步步逼近的進步過程也是可疑的。科學賦予人的對認識的自信也應是有限的。應該看到自然界始終對人來說都具有神秘性。

　　庫恩哲學的轉向分析其原因，不外兩種：其一，內因可歸納為a、對科學史研究的注重，b、語言整體觀的發(fā)展，c、對科學認識研究的進展，如格式塔心理學、觀察滲透理論的提出等。其內部原因較為易見。

　　其二，外因則要聯系西方哲學的潮流來分析。自二十世紀以來，英美分析學派明確宣稱發(fā)生了語言的轉向，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哲學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對語言的考察、辯析，或者把本體論問題和語言問題融為一體。語言問題成了當代西方哲學的共同點。在這種潮流下，對科學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在具體表述上出現了種種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對語言與存在、語言與認識的關注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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