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尋路中國》心得感悟感想3篇

　　讀完《尋味中國》給我最大的啟發(fā)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說出喜歡或不喜歡，即使對方是從未獲得過差評的頂級餐廳，還是油跡斑斑的路邊小吃店，我們都可以有自己喜歡的理由。這是小編讀《尋路中國》的心得感悟感想，僅供大家閱讀參考。
　　讀《尋路中國》心得感悟感想一：

　　華裔美國女作家林留清怡在經歷數(shù)年的中國美食大冒險后，集成了這樣一本書——《Serving the people》，繁體版直譯成《味人民服務：從小麵攤到五星級餐館的奇妙歷程》，而簡體版卻似乎別有意味地譯成《尋味中國》。不論是筆調還是跨文化觀察方式，這本書無疑可作為何偉《尋路中國》的姊妹篇，無非前者從食物入手，后者開車游歷體驗，何偉是金發(fā)碧眼的美國人，而林留清怡卻是黃皮膚黑眼睛的ABC。

　　在這一點上，倒是跟何偉老婆張彤禾的立場更接近，她也來到中國，去結識東莞工廠的女孩，然后寫了一本《打工女孩》。大家的都有個“中國根”，林的高明之處是并沒有一味地去尋找那個虛幻的“根”。除了長相和偶爾和家人一起吃的山寨中國菜，別無任何聯(lián)系，你不能要求一個土生土長在加州的女孩去懷著莫須有的鄉(xiāng)愁。

　　比起張彤禾的拼命代入，林留清怡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認這一點，我并不是中國人，我的舌頭、我待人處事和觀察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國的。這也許是為何比起《打工女孩》，《尋味中國》讀起來更真誠有趣的原因。

　　因為對這片陌生故土上美食的好奇，她來到中國，從詭異的烹飪學校開始，又到山西面攤和“餡老滿”餃子館，甚至味精工廠的探訪，接著到上海外灘的高檔餐廳黃浦會實習，最后到尋找完美的小籠包的一趟揚州之旅結束。這幾段經歷涵蓋了各個層次，里面出現(xiàn)了不少和她有過深交的人物：烹飪學校的王主任、面攤老板張師傅、上海美食評論家江禮旸、黃浦會的廚師小韓和老板梁子庚先生，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傳奇經歷，有想要去的地方，他們的表達就是濃縮了他們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的王主任對所有的事都是一股經驗論，“做菜好比開車，學個套路而已，就那么簡單”。

　　從農村出來北京打拼的張師傅陰差陽錯成了廚師，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自己老板，能夠賺點錢寄回家。

　　報社記者出身的江老師是典型的上海式恃嬌恃寵，被各路餐廳請吃飯寫軟文，這起初讓作者感到反感，當她在中國待了那么多年后，好像扭轉過來，“終于意識到我不能拿美國那一套道德標準來衡量這里的人和事”。一個收紅包的美食評論家也許不是最專業(yè)的，但“我很欣賞他對食物和寫作那股真摯的熱情”。滿腔正義感開始打折扣，這才是了解中國的開始。但至少她對自己是誠實的，直言不諱，“吃過的小籠包中，黃浦會的并不是最好的，雖然費了很大功夫，但還是少了點什么。”忠于舌尖的直覺，這應該是美食熱愛者最基本的素養(yǎng)，我們沒法兒對食物說謊。

　　最喜歡的一節(jié)是寫上海的“音餐廳”的，一間由日本老板開的創(chuàng)新上海菜館，每晚由同一位廚師鄧師傅烹制食物，老板像在日本一樣于玄關迎接客人，屬于比較親民的街坊餐館。鄧師傅也是位傳奇人物，少見地有著喝現(xiàn)磨咖啡的習慣，在德國波恩混過幾年，回來后四處旅行，又在貴州的館子里打過工，他做的菜不花哨，但是很踏實，讓人安心。

　　林留清怡在這里引用了她認識的一位旅游雜志編輯說過的話，“最好的餐館和最喜歡的餐館壓根就是兩碼事”，在這里，就是黃浦會和音餐廳，最好的餐館可以作為體驗，而最喜歡的餐館才是最常想去的，高高在上的女神終究沒有青梅竹馬的那份放松自在。菜式簡單、擺盤不那么精美，環(huán)境不那么精致優(yōu)雅，這又有什么關系，好吃不就行了。

　　對于“地道”，作者這樣寫道：我在音餐廳領悟到，對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對的，我人在上海，吃著上海廚師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卻認為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聲聲說“地道”二字時，并沒有考慮到食物也是與時俱進，無時無刻不在變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變化。

　　這也是自己在很多地方吃東西時感到的疑惑，究竟什么是正宗，究竟為什么非要追求正宗?好吃不就行了么。何況上海菜本身就是個曖昧的概念，是本幫菜呢，還是殖民時期融合各大風味的菜系，還是新派創(chuàng)意菜?誰也沒法兒給個定論。當年的名廚梁子庚漸漸變成了個生意人，林留清怡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難得下一次廚，而且有回把雞丁炒糊了。很多產業(yè)化的餐館最后都會變成這樣，失掉了些許風味，只有嚴格把控質量的食物。

　　《尋味中國》給我最大的啟發(fā)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說出喜歡或不喜歡，即使對方是從未獲得過差評的頂級餐廳，還是油跡斑斑的路邊小吃店，我們都可以有自己喜歡的理由。

　　讀《尋路中國》心得感悟感想二：

　　如果說一兩百年前中國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滯的帝國”，那么現(xiàn)在大概就趨于另一極端：一個不?？焖僮兓膰?。悖論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過于熱愛速度，中國人自己對這個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中國，有時看得還不如外國人清楚。

　　和他的前兩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樣，彼得•海斯勒在《尋路中國》中貫徹了他一貫的觀察中國的態(tài)度：接觸最普通的中國人，從他們的變化和視角來體會和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大概也因此，這個精通漢語的美國記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極其普通：何偉。他似乎有一種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國故事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什么名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因為只有普通人的變化最能說明中國是否真的改變了，又是什么樣的改變。

　　雖然他自嘲是“蹩腳的期刊記者”，但看來卻是一個天生的社會人類學家——他的外國人身份和細膩的內心使他能夠批判性地進行體驗，敏感地覺察到一種異文化的特別之處，其中有許多是中國人自己太習以為常而不以為意的。中國農村地區(qū)將谷物曬在公路上(“用別人的輪胎完成脫粒工作是最簡便的方法”)、司機們像賭氣和比賽一樣驚悚地在各種路段(即便是在彎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車的習慣、“國際賓館”在多數(shù)城鎮(zhèn)都有……這些中國人早已習慣的現(xiàn)象，在他筆下都顯示出一種異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時讓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認，這確實是那個在不斷動蕩變化的中國真實的現(xiàn)實場景。在這里，現(xiàn)實就很魔幻。

　　這倒并不是基于膚淺惡俗的好奇心，也不是為了對浮躁和怪異的現(xiàn)象進行譏諷，他只是說明了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獨有的特點：不同時代的觀念并存在同一個人身上(一個經商成功的京郊農民，對孩子健康問題的反應，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現(xiàn)象彼此相鄰;在看似沒有任何變化的表面下事物卻已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們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卻仿佛這根本天經地義。他不是為了譴責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這個動蕩和浮躁的變遷過程中，人們常常必須同時過兩種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時候，他們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兩個世界里最糟糕的東西：最糟糕的現(xiàn)代生活，最糟糕的傳統(tǒng)觀念。”于是整個社會展現(xiàn)出一種既快速前進，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當然是變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動和催迫著人們，因而出現(xiàn)了大量名實不符的脫節(jié)現(xiàn)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識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個樣子”，以至于他感覺“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總會有踏空的危險”。十年后在《尋路中國》中他對此感受更深：“新發(fā)現(xiàn)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就是中國人普遍具有這種感覺：一切都在快速地變化著，沒有幾個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識夠用，人們隨時都會面臨新的情況，需要去琢磨透徹。”而一切都快速變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戰(zhàn)，“總會有新的形勢需要琢磨，人們來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們先做后想。……長遠計劃沒有任何意義：人們的目標就是有錢今天賺，有利今天獲。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變革的浪潮淹沒掉。”人們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會有種感覺，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緊追不舍。”

　　這確實是驚心動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變的結果，就是人們受一種強烈本能的驅使，不管怎樣先干起來再說。雖然地圖不斷更新，但總是趕不上建設工程，“有時候，人們建設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畫出事物的速度還要快”——這是一個重要隱喻：制度和規(guī)則常常滯后于發(fā)展中的新事物，而人們也似乎越來越不在乎各種社會規(guī)范。于是，雖然公司聘用時任何地域歧視都是違法的，但現(xiàn)實中卻公然存在，且時有發(fā)生。“打左燈，向右轉”并不鮮見，而很多事都要打擦邊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諒比事前許可要簡單得多”。

　　正因此，記錄現(xiàn)代中國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多年來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許多事物和記憶化為塵土，一切瞬息萬變，呈現(xiàn)出光怪陸離的景象。很難簡單地說這是好是壞——或許是既好又壞。一方面它催迫著人們在急速調整中過一種動蕩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種蔑視規(guī)范的無法無天;但另一方面，它卻又顯示出無窮的靈活性和驚人的活力。這兩面同樣令人感到可怕，但卻是不同的“可怕”。

　　伴隨著這種急于求成心態(tài)(說好聽點是“分秒必爭”的高效率)和驚人活力的，是一種直截了當?shù)淖鍪路绞剑瓦€未文明化的前現(xiàn)代樸實心理結合在一起，時常體現(xiàn)為一種粗俗的坦率。在中國不同城市，他都很不習慣地體驗到行人之間的身體接觸：不斷被人撞著、推著、擠著，人們甚至毫無歉意;但有時，他作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遲疑的歡迎。農村的風水先生會在別人的葬禮上樂呵呵地發(fā)給你一張帶有27種工種的名片、招工時人們也毫無禮貌禁忌，常常極盡直白地隨意根據(jù)興致和偏見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諱地談論自己最討厭的東西。在讀這本書時，你能隱隱感覺到，作者實際上喜歡這種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歡中國人面對壓力的那種態(tài)度：即便在壓力極為沉重的環(huán)境下，他們也不會失去常態(tài)。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對那種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兩年里，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房東家里的一員。在浙江麗水，在和路邊雜技團聊過之后，“我已經慢慢地喜歡上了這個雜技團，怎么也無法再看一次他們的表演”，因為他體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現(xiàn)實。

　　在這些地方，他已經不是一個神情冷淡、保持客觀的外部觀察者(“除了忠實記錄外，那些與我無關”)，而是一個對這一些有著自身關切的關聯(lián)者(“那些與我有關”)。他關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莊，想建立和農村的某種聯(lián)系，也想思考中國的未來。正是這一點，使《尋路中國》不同于同樣描述中國變化的鮑大可著《中國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對自己故鄉(xiāng)變遷的關注。

　　同樣是駕車穿越全國的記錄，本書和比爾•布萊森《失落的大陸：美國小鎮(zhèn)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顯：《尋路中國》盡管也不時顯露出不動聲色的幽默感，但卻并非輕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關于三岔村選舉的一段倒比社會學論文更具洞察力。與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尋路中國》則顯示出對中國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練的寫作技巧，那時在他看來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還是“一堆無法溝通與理解的紛紜亂象”，而現(xiàn)在他已經是一個舉重若輕的新中國通。

　　讀《尋路中國》心得感悟感想三：

　　《尋路中國》的書名與副標題(“從鄉(xiāng)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將之當作旅游散文買下來，沏好咖啡，將陽光迎進屋內，打算愜意地欣賞一番，然而只翻兩頁，看到作者何偉把機動車駕駛員理論考試題抄出來的時候，我興奮而尷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駕照時也背過、考過。大部分題目匪夷所思地體現(xiàn)出形式主義的精髓。譬如書中提到的一題：如果別的駕駛員停車向你問路，你應該： A)不告訴對方。B)耐心細致地予以回答。C)給他指一條錯誤的道路。

　　繼續(xù)讀下去，當何偉將中國駕駛員的各種鳴笛方式歸納為“負責傳導駕駛員的本能反應”的神經學語義系統(tǒng)時，我哈哈大笑。

　　這一段是如此寫：一下短促的“畢”聲，用以引起注意。連續(xù)兩聲“畢-畢”表示憤怒。如果是一陣特別悠長的“畢————”聲，那代表著駕駛員遇到交通擁堵了，他已經沒有邊縫可鉆，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車統(tǒng)統(tǒng)消失。如果有“畢————————”聲回應，說明他們動彈不得。另有一種略帶口吃的“—畢—……—畢—”聲，代表著駕駛員除了痛苦就再無別的感覺。還有一種事后才摁一下的“——畢”聲，這一般是新手們的做法，他們通常反應遲緩，還沒來得及摁喇叭，剛出現(xiàn)的狀況就已經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這本書的內容將是比旅游散文深刻數(shù)倍的事，而這種深刻，也將從這些無意義、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來。《尋路中國》最終能夠勾勒出中國這十年發(fā)展的一條脈絡，功勞幾乎全要歸功于類似的瑣碎細節(jié)。譬如這套“喇叭語義系統(tǒng)”，好像是作者隨意的觀察與幽默的表達，但它與書中的內容暗地里有廣泛地聯(lián)系——中國汽車爆炸性的增長過程與城市道路建設的無能為力導致了擁堵時的喇叭聲，在這場增長躍進中，有國民收入增加后的自覺意識，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國外汽車公司從八十年代的無所適從，到新千年慨嘆“錢太好掙了”;國內類似奇瑞的公司，從購買國外過時發(fā)動機生產線起家，依靠“抄寫”設計制造廉價國產汽車并以此獲得巨額財富。

　　在書中第二部“村莊”中，何偉以他觀察到的各種生活細節(jié)描述了一個京郊農民魏子淇的生活軌跡。魏子淇一家從貧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車年代的到來，城里人將駕車郊游作為時興的生活方式去追隨，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為一處“農家樂”，提供農家菜和住宿，他在幾年內便獲得了比以前種地多幾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錢之后，終于也要買一輛車以作為自己的地位標識。

　　與汽車問題緊密相關的是道路問題。作者何偉寫本書第一部分“城墻”時，租了一輛本應是越野之用然而卻設計成“city special”的切諾基7250，順著長城遺跡，經國道、省道、鄉(xiāng)間小道這些非高速路從北京一路向西駛去。第二部“村莊”，何偉則見證了鄉(xiāng)村道路從無到有的過程，這些路幾乎全為了將城里人引入鄉(xiāng)村，并帶來經濟繁榮。第三部“工廠”里，何偉開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鋪開的年代，他順著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開過去，路旁布滿了各類工廠，而他采訪的其中一間胸罩調節(jié)環(huán)廠，正是推動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標本，他筆下那些鮮活的老板、中層技術工人、剛剛出來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撐起了這些經濟體。

　　看《尋路中國》時，我沉迷于作者筆下那些中國人、那些最底層人民這十年迅速流變的生活狀態(tài)，并未注意到“道路”在書中的脈絡。掩上書，作者駕車行駛的那些道路開始在腦海中清晰起來。這些仿佛巨型魔術一樣鋪設出來的城市道路、鄉(xiāng)間公路、高速路，將億萬中國人帶到不同的地方，將農民的土地與老式生活狀態(tài)徹底瓦解。這些道路建設的偉岸成績，由專政者在發(fā)展壓制一切的觀念下，花費巨額資金刺激出來，擊垮了中國本來存在的一切其他觀念。而中國就是這樣繼續(xù)向前，繼續(xù)“在路上”。如此一看，書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貼切了。

　　極可貴的，本書作者沒有武斷地將中國整體的險惡發(fā)展狀態(tài)怪罪到任何人頭上，他也沒有怪罪中國政府。他在具體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如今的可怕狀態(tài)很難說有一個具體實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魔怪的組成部分。

　　“村莊”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在一開始也的確如任何一個勤懇的農民，勉力經營自己的生活，后來他主動入了黨，參與村級政府的議事，因為他知道這個身份會為他的農家樂經營帶來實際的好處，他有村委會的支持，于是從銀行貸到款擴大經營。“工廠”的故事里，那些溫州老板們與官員們在拉關系上的互動，全部主動得沒有一絲抱怨，而中華香煙和茅臺酒這些禮品的流轉，代替現(xiàn)金成為關系結構中的硬通貨幣。“工廠”這一部分中，何偉還提到了一個希望找到外國媒體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與一些鎮(zhèn)民一樣，因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遷，卻沒有得到公平的補償，他相信那個大壩的融資有嚴重的問題，并與政府做著斗爭，但同時他作為一個地板磚銷售商，又在搬遷新鎮(zhèn)的工地里做生意并獲得利益。

　　何偉沒有批判他，因為他相信這至少是國人弄清真相與基本問題的起點，而解決問題的動力正是經濟。他清晰地指出：“中國需要發(fā)展到某個點上，讓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都感覺到，這樣的體系對他們獲得成功已經形成了障礙。不過，這種情形還沒有發(fā)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鎮(zhèn)里也沒有發(fā)生，因為他們僅憑著賣幾塊地板磚也能賺到大錢。”

　　也就是說，人們既覺得不滿而抗議，但他們又能想盡辦法繞過障礙獲得豐厚的利益，所以沒有人真的想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現(xiàn)有的惡魔般的體系內繼續(xù)鉆營著。這種矛盾的漩渦處處可見，譬如造成“喇叭語義系統(tǒng)”的原因——城里人他們一方面振振有詞地辯論應該如何行車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別人一樣刁鉆地沖撞，理由當然充分得很：不野蠻一點，在城里是開不走車的，而野蠻地將車開起來，也是一種勝利。

　　或者人們一方面痛罵政府，另一方面自發(fā)地組成了國考的大軍。又或者一方面做一個口頭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以這種名聲博取良好的生活條件。這些情形，為數(shù)眾多，千篇一律，司空見慣。這種矛盾漩渦令我們失去了潔身自好的可能，畢竟，連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烏煙瘴氣，和尚一邊念經，一邊收著香火錢來辦公司。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偉帶來的新聞寫作方法。他像魔術師一樣把自己觀察到的種種細節(jié)粘合在一起，組合成一幅令人擔憂、卻并非漆黑一片的中國圖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為他是個外國人，未曾卷入國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觀地描述我們的當下。但似乎又并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紀周刊》、《鳳凰周刊》等等做深度報道的報刊，也都盡量以詳盡的調查，將許多問題揭露與展示出來。但他們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動的魔力，不是將細節(jié)堆疊得毫無生命力，就是觀點并非從細節(jié)中來、而將細節(jié)強行納入預設的觀點中。我看完他們的報道，總是看得到問題，看不到人?，F(xiàn)在國中即便是最好的新聞報道，也還缺乏對具體的人的關懷，太注重對不公事件與觀點的關懷。

　　正是何偉描述的這些生動的人，讓我覺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聞聯(lián)播》，但我也確認了另一樣早就在警惕的問題，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門戶網站的新聞全面負面化。這種負面新聞的排列在當下有令執(zhí)政者警醒的意義，這些網絡編輯們努力地讓我們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這是極可貴的。在官媒把持主要傳播渠道的時候，這些門戶網站的斗爭是抵抗1984狀態(tài)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們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這些新聞就覺得自己深陷于一個惡毒的世界。這會讓我們忘記了真正經歷的生活，忘記去體察事情運行的真正緣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記我們自己乃是造成這個惡毒世界的一份子。

　　我們有必要在《尋路中國》的細致觀察中對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無可救藥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許最好的狀態(tài)就是，叫囂者繼續(xù)叫囂，憤怒者繼續(xù)憤怒，反抗者繼續(xù)反抗，探路者繼續(xù)探路。我們需要喧囂的聲音，而每一個生活者，必須在喧囂中心的寧靜地帶繼續(x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