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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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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

  喬治華盛頓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tǒng)。美國的首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您帶來的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歡迎閱讀!

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

  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篇1

  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奠基人,華盛頓的名字家喻戶曉,他的聲望主要來自3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是一位成功的軍事領(lǐng)袖。誠然,他決非是一位軍事天才,當然也決不能與亞歷山大和凱撒一類的將軍相提并論。他的成功看起來似乎是由于同他對壘的英軍將領(lǐng)的出人意料的無能,另一半才是由于他自己的才能。盡管如此,人們也許記得,當美軍將領(lǐng)遭遇慘敗時,華盛頓雖然也小有失利,但他堅持作戰(zhàn),終于贏得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

  第二,華盛頓是立憲會議主席。雖然他的思想對于美國憲法本身影響不大,但是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名望對各州批準這部憲法卻起了重大的作用。當時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反對新憲法,如果沒有華盛頓的支持,新憲法就不可能被采納。

  第三,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美國有一位華盛頓這樣德才兼?zhèn)涞娜俗鳛榈谝蝗慰偨y(tǒng)是幸運的。翻開南美和非洲各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一個以1796年的華盛頓總統(tǒng)民主憲法為伊始的新國家,墮落成為軍事1國家也是易如反掌。華盛頓是一位堅定的領(lǐng)袖,他保持了國家的統(tǒng)一,但是卻無永遠把持政權(quán)的野心,既不想做國王,又不想當1者。他開創(chuàng)了主動讓權(quán)的先例──一個至今美國仍然奉行的先例。

  與當時的其他美國領(lǐng)袖如托馬斯·杰弗遜、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相比,喬治·華盛頓缺乏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對美國的形成,麥迪遜的貢獻是重大的,而華盛頓的貢獻幾乎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

  喬治·華盛頓在本冊中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怎樣認識他給美國所帶來的歷史意義。要求一個當今的美國人對那種歷史意義做出不偏不倚的評價自然是困難的。

  雖然美國在二十世紀中葉具有甚至比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還要大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但是其政權(quán)也許不會象羅馬帝國那樣行之久遠。另一方面,美國所取得的技術(shù)成就有幾項將來也會被其他民族視為有重大意義的,這一點看來是有目共睹的。例如飛機的發(fā)明和人類在月球上的登陸就代表了過去世世代代人們夢寐以求的成果;很難想象1的發(fā)明將來會被看成是無足輕重的成就。

  既然喬治·華盛頓大體上可以和羅馬的奧古斯都·凱撒相媲美。如果說把華盛頓排得略低了一點兒,那主要是因為他比奧古斯都領(lǐng)導(dǎo)的時間要短得多,還有許多其他人如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弗遜和詹姆斯·麥迪遜對美國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華盛頓比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侖這樣的人物排得高些,因為他的功勞比起他們的來說是更加不可磨滅的。

  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篇2

  美國在1776年成立,當時并不為中國人所知。八年以后,中美兩國有了民間交往。1784年美國輪船“中國皇后號”來華,是為中美民間交往的開始。以后,中國才開始注意這個大洋彼岸的國家。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兩廣總督蔣攸銛在向朝廷報告有關(guān)外國船只問題時,稱美國來華貨船較多,亦最為恭順,并談到美國沒有國主,頭人四年一換:

  該夷并無國主,止有頭人,系部落中公舉數(shù)人,拈鬮輪充,四年一換。貿(mào)易事務(wù),任聽各人自行出本經(jīng)營,亦非頭人主持差派。②

  這是迄今所見中文資料中,中國官員第一次注意到美國政治制度的獨特之處,但是,沒有提到華盛頓的名字。

  1819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南洋所寫《地理便童略傳》中,對美國政體有所介紹,內(nèi)稱“花旗國無王,只有一人稱者治國家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③書中也沒有提到華盛頓名字。

  1821年,英國傳教士在南洋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刊載米憐《全地萬國紀略》,介紹美國情況:“花旗國,其京曰瓦聲頓。此國原分為十三省,而當初為英國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國設(shè)政,而不肯再服英國。”④文中提到的“瓦聲頓”,是華盛頓地名,不是華盛頓其人。但美國首都華盛頓本是因華盛頓總統(tǒng)而命名,故此一“瓦聲頓”亦可視為華盛頓其人在中文里的第一個譯名。

  1837年,傳教士所編《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雜志,第一次明確述及華盛頓其人。雜志在一篇題為《論》的論說中,介紹美國情況,稱其國行寬政,以仁義建國,民人富庶,國勢強盛。文中稱贊“華盛屯”(華盛頓)有堯舜之德,能解救人民,不貪戀權(quán)位。

  1838年2月,《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刊載一篇《華盛頓言行最略》,比較具體地介紹了華盛頓的事功、道德與歷史地位。⑤同是1838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⑥在所著中文讀物《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各方面的情況,對華盛頓的歷史功績作了比較具體的介紹。⑦

  1844年,梁廷枏主要參考《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而寫的《合省國說》,述及華盛頓史跡。同年,徐繼畬經(jīng)由美國傳教士介紹,獲悉到華盛頓事跡,大為贊嘆,在《瀛寰考略》中較多地述及華盛頓,予以很高的評價(詳見下文)。

  1852年,魏源在《海國圖志》百卷本中,對華盛頓事功介紹頗多。

  其后,蔣敦復(fù)在《華盛頓傳》中,李善蘭在《米利堅志》序言中,寓居上海的美國傳教士在《畫圖新報》刊載的《華盛頓小傳》,⑧岡本監(jiān)輔的《萬國史記》,⑨謝衛(wèi)樓的《萬國通鑒》,均對華盛頓有所介紹與贊揚。⑩

  1886年,黎汝謙、蔡國昭合譯出版了美國人洱汾?華盛頓所著《華盛頓全傳》。書凡8卷,原作者洱汾.華盛頓(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是美國著名作家,《華盛頓全傳》是他在長期調(diào)查研究基礎(chǔ)上精心撰寫的力作,一百一十多萬字,1859年出版。(11)黎汝謙在日本神戶擔(dān)任領(lǐng)事期間,讀到此書,深為佩服,乃囑領(lǐng)事館譯員蔡國昭將其譯出,并親為潤色。此書對于傳播華盛頓生平事跡,影響很大。戊戌維新期間,時務(wù)報館曾將其排印重版,名《華盛頓傳》。

  1892年,《申報》刊載《美利堅國考略》,(12)內(nèi)對華盛頓歷史功績的評價,與徐繼畬、蔣敦復(fù)等人相近。

  1898年,福建人黃乃裳為美國人編的《大美國史略》作序,特別強調(diào)華盛頓創(chuàng)立的制度對全世界的意義。

  1902年編就的甘韓《經(jīng)世文新編續(xù)集》,收有《華盛頓布倫士維廉合論》,(13)將華盛頓事功與普魯士的布倫士維廉相比,認為華盛頓的成功條件尤為困難,“華盛頓者資兼文武,發(fā)于畎畝之中,初舉度地官,終為大統(tǒng)領(lǐng),與英血戰(zhàn)八年,備嘗艱苦,終致美為自主之國”。華盛頓面臨的形勢是強英日侵,將帥多叛,但最后立偉勛、開大業(yè),全國富強,四鄰震羨,“華盛頓不誠曠世之偉人哉”!

  同年,華盛頓事跡被寫入小學(xué)教科書《文話便讀》,文雖簡短,但對于華盛頓形象的傳播,很有價值:

  華盛頓者,美利堅之總統(tǒng)也。美立國至今才百年,百年以前,美為英國屬地,英待其民,甚為暴虐,華盛頓創(chuàng)離英獨立之說,舉兵與英人抗,英不能敵,許其獨立。華盛頓既為美君,不傳位于己子,而使國人公舉才能之士,三年任滿,則復(fù)舉而代之,名曰總統(tǒng),又曰民主。(14)

  1903年,上海開明書店、文明書局同時出版日本學(xué)者福山義春著的《華盛頓傳》的兩種譯本,對華盛頓事跡介紹頗為詳細,予華盛頓以非常高的評價(詳見下文)。

  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論》中的《華盛頓論》,將近代中國華盛頓論推到頂峰(詳見下文)。

  此外,清末出版的各類萬國通史、西洋通史、美洲歷史,亦或多或少地述及華盛頓,文藝小說中亦有以華盛頓為題材的。

  上述文獻,對華盛頓生平介紹最為翔實的是黎汝謙、蔡國昭合譯的《華盛頓全傳》,其次是福山義春的《華盛頓傳》。

  個人對華盛頓的評價總結(jié)篇3

  華盛頓的譯名第一次在中文里出現(xiàn),是指美國首都名稱,作“瓦聲頓”,時在1821年。

  1837年,《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第一次述及華盛頓其人,譯作“華盛屯”:美國“教授振舉國者之君子,稱華盛屯。此英杰懷堯舜之德,領(lǐng)國兵攻敵,令國民雍睦,盡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從拯援國釋放民者,不弄權(quán)而歸莊安生矣。”(15)

  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刊載《華盛頓言行最略》,為“華盛頓”譯名首次出現(xiàn)。此后,華盛頓名字在中文書刊里頻繁出現(xiàn),不同的譯名有十多個,包括兀興騰、瓦升墩、瓦升屯、漥性吞等。

  這些不同的譯名,多出現(xiàn)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后,逐步統(tǒng)一為“華盛頓”。到二十世紀初,已經(jīng)看不到其他譯名。譯名由眾多而單一的過程,是個逐漸雅化的過程。其中,有兩個典型的例子:

  其一是徐繼畬對譯名的選擇。徐繼畬關(guān)于華盛頓的知識,主要得自美國傳教士雅裨理。他在《瀛寰志略》初稿《瀛寰考略》(1844)中,將華盛頓的名字全都寫作“兀興騰”,諸如“兀興騰既得米利堅之地”,“兀興騰,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jù)雄于曹、劉”。四年后《瀛寰志略》(1848)出版,“兀興騰”全部被改為“華盛頓”。此前,使用“華盛頓”最多的,一是《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二是裨治文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徐繼畬1844年在與雅裨理接觸時,可能還沒有看到《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及至1848年殺青《瀛寰志略》書稿時,可能看到了《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或其中的一種,覺得“華盛頓”譯名比“兀興騰”更雅,于是改用了“華盛頓”譯名。

  其二是褘理哲對譯名的選擇。褘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生于喬治亞州,1844年奉派來華,8月到寧波,參與管理印刷所和長老會在那里所設(shè)的男童寄宿學(xué)校。1848年,他在寧波出版小冊子《地球圖說》,其中《花旗國》一篇述及華盛頓,用的譯名是“瓦升墩”。1871年,裨理哲將此書修訂重版,書中的“瓦升墩”已一律改為“華盛頓”。

  無論是瓦聲頓、華盛頓、瓦升墩,還是兀興騰、洼申頓、漥性吞,都是對Washington的音譯。由于中國方言的差異,不同地方人對同一音譯會選擇不同的漢字。“兀興騰”、“漥性吞”,是用北方官話的讀音來標注Washington,而“華盛頓”則是廣東話來標注的。使用“兀興騰”的徐繼畬是山西人,使用“漥性吞”的實際是謝衛(wèi)樓的中國助手趙如光,是北通州人。協(xié)助裨治文撰寫《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中國學(xué)者梁植,是廣東高要人,“華盛頓”之譯名應(yīng)該主要由他確定的。

  但是,中文字不同于英文,“華盛頓”三個字合在一起是人名或地名,但拆開來,每個字都有獨立的含義。華、盛、頓三個字中,前兩個字多作褒義,如華麗、華貴、華彩、盛大、旺盛、興盛,連在一起,有華貴、興盛之感,而“兀興騰”或“漥性吞”,三個字連在一起,除了有表音的功能之外,很難讓人產(chǎn)生美感,甚至有點稀奇古怪。所以,以“華盛頓”替代“兀興騰”、“漥性吞”之類譯名,實際是譯名雅化或美化的過程,這是與對華盛頓其人的崇敬心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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