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啦小編導語：以下是小編為你搜集的高中生優(yōu)秀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史》讀書筆記一

　　歷史，作為我們的過去，提醒著我們來自何方，身處何地，走向何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歷史卻往往受到政治很大的影響，甚至有意無意地成為政治的幫兇。歷史的清白永遠只能成為追求，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可能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被迷惑，不被欺騙。

　　對待歷史，最好的態(tài)度是不拘泥于一家之言，盡可能的保持“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眼光去在書中尋找過去，并且時刻警惕自己的大腦成為他人思想的跑馬場。

　　出于上述目的，在經(jīng)歷十幾年的為了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shù)臍v史學習后，現(xiàn)在來閱讀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未嘗不是上佳之選，作者盡可能的試圖跳出自己的思想局限來審視中國的近代史，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他的確做到了，很多歷史的片段確實給我提供新的角度去思考，這些益處也無需多言，書的閱讀價值也不需要我再來抬高，但我還想從自己閱讀的角度上探討該書的一些不足之處。

　　在描述歷史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時，有些小說的味道，比如蔣、毛之間黨派頭頭的斗爭，毛、鄧在黨內(nèi)個人的紛爭色彩有濃厚的渲染，對政治人物的私心不免有顛倒形象、夸張描寫的嫌疑。作為歷史書，我覺得盡可能的記錄歷史事實、真相內(nèi)幕才是王道，鄭重其事的分析人物心理大可不必。

　　此外，由于國內(nèi)歷史資料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公開，作者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引用的西方學者的文獻資料存在迫不得已的可能，但這樣一來難免在對事情的判斷上也有失偏頗，雖說現(xiàn)有的國內(nèi)資料亦真亦假，但也并非一無是處，所以當我看到參考文獻后面大量的英文文獻和極少數(shù)的中文資料時不免感覺頗為遺憾，作者的觀點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完全客觀中立。

　　這也可能導致某些細節(jié)處就值得商榷，比如在陳述鄧小平在五十年代反右傾時表明其擔任中共在毛的指導下負責迫害黨內(nèi)異見人士，這很容易讓人理解成鄧在那一時期的劊子手形象。而我查wiki百科發(fā)現(xiàn)鄧當時并非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只是中央書記處的，負責迫害一說未免太過簡單粗暴。

　　閱讀的過程中我感覺作者作為美籍華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在陳述美國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影響時，或多或少的偏向于傳播民主與自由的美國“救世主”形象，而忽略了國與國間的戰(zhàn)略、利益斗爭，尤其是在國共內(nèi)戰(zhàn)以及89年之后中美間的交流方面，美國試圖拯救中國人民的高大形象無意中烘托尤為突出。

　　暫時能想到的也只有這些--!以上簡單的分析也皆屬個人揣測，分析也無非是想提醒一點，完全客觀的歷史書是不存在的，即使作者再努力追求，或多或少總會被自己慣有的思維意識影響，讀者也是一樣，雙方都需要做的，就是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鏡，盡可能的去認清每一個事實并進行深刻的反思，以史為鑒。

　　《中國近代史》讀書筆記二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海外中國學研究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日益關注的對象，而中國近代史在海外中國學研究中的地位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出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漢學家，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成績斐然，并取得了大量學術成果。

　　然而，國外漢學界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論體系，但是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為中心，“西方中心論”的思想在國外漢學界占據(jù)了很大的影響。不管是早期的漢學家如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回應”模式，還是當今的漢學家例如何偉亞的“后殖民主義歷史觀”，無一不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真正能夠做到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站在中國本身的角度來進行思考和研究問題的則寥寥無幾，這樣就不免造成研究中的偏頗，無法真正地揭示出問題的所在。

　　而這部《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一書則是西方漢學界少有的能夠以中國為中心，從而研究整個中國近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一部通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書作者徐中約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曾任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歷史系主任、榮譽教授。本書英文版是歐美學界公認的一部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經(jīng)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指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三條線索，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fā)展的三股最重要動力，并通過對近代中國內(nèi)部社會動蕩的描摹，向世界講述了“一個古老的儒家帝國經(jīng)無比艱難，蛻變?yōu)橐粋€近代國家”的歷史。“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nèi)外挑戰(zhàn)的主動奮斗，他們力圖更新并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國，轉(zhuǎn)變?yōu)橐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這種見解，避免了用‘外因’來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國僅僅是‘作回應’的思想陷阱。”(見本書第4—9頁相關內(nèi)容)

　　本書另外一個與傳統(tǒng)史學觀不同的是：作者把中國近代的開始定在了1600年，即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之后，而不是以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作者綜合了兩種學派的觀點，說出自己的理由，將中西歷史的開始回合與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之間作為中國近代的開端。作者指出，“在19世紀之前的兩千多年里，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著相互分離的方向發(fā)展的。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并為著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qū)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回合。”(見本書第3頁)“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fā)生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fā)生在工業(yè)革命以前。”(見本書第4 頁)正是由于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影響，中國才逐漸開始了與外界的交往，最終卷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本書原文為英文版，共42章，本書是簡體中文版，由于種種原因，此書為只有29章的刪節(jié)本，這也許是唯一的美中不足吧。不過總體看來仍不失為一部高水準的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