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韓國茶文化相同點
韓國與中國唇齒相鄰, 中韓兩國自古以來就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lián)系。那中國和韓國茶文化的相同點有什么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國和韓國茶文化相同點,希望對您有用。
中國和韓國茶文化相同點
茶道反映的是天道生生、自然而然、循環(huán)往復、真實無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追求的境界是以平常之心體悟自然和諧之美。“天地合,則萬物生。”天地自然和諧,是萬事繁榮昌盛的必要條件。只有以自然而然無造作的平常之心事茶,才能達到至高至美的理想茶道境界。古人在“平常心是道”、“生活即道”的指引下,通過擇茶、擇水、擇具、煮泡和品飲等諸多環(huán)節(jié),把茶的自然之美充分展現(xiàn)出來,作為茶道的最高境界。換句話說,“泡一壺好茶”就是茶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國的茶藝文化和韓國的茶禮都具有相同的“天道自然”的哲學基礎,都直接或間接地承襲了我國唐宋茶藝的核心精神,在本質上來說都有著相同的茶道境界。
在中國茶文化中,就儒釋道在其中發(fā)揮作用而言,道家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儒家在社會人倫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文化藝術領域,老莊道家影響更大。道家崇尚無為、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純樸、率真在中國文化中影響更為深刻。
在韓國茶文化中,儒釋道在其中影響以儒家第一,佛教第二,道家第三。固然我們看到在茶文化的傳播中,新羅、高麗的佛教徒發(fā)揮重要作用,但在韓國日常生活中,儒家,特別是朱熹、王陽明為代表的宋明理學起著重要的作用,朱子家禮被普遍接受,故韓國茶道被稱為茶禮??梢娙寮叶Y儀為主導,佛教次之。
中國和韓國茶文化的關系
一、新羅同一時期
這個時期在中國,飲茶風俗普及,中國茶道——煎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學興盛,茶具獨立發(fā)展,茶字畫初起,茶館萌芽,形成了中華茶文化第一個高峰。
(一) 新羅飲茶之始
在六世紀和七世紀,新羅為求佛法前往中國的僧人中,載進《高僧傳》的就有近30人,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國經過10年左右的專心修學,爾后回國傳教的。他們在唐土時,當然會接觸到飲茶,并在回國時將茶和茶籽帶回新羅。高麗時代金富軾《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載:“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羅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麗時代普覺國師一然《三國遺事》中收錄的金良鑒所撰《駕洛國記》記:“每歲時釀醪醴,設以餅、飯、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墜” 。這是駕洛國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羅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廟合祀于新羅宗廟,祭祖時所遵行的禮節(jié),其中茶作祭奠之用。由此可知,新羅飲茶不會晚于七世紀中葉。
(二)新羅飲茶的發(fā)展
在宮廷,新羅大多數(shù)國王及王子與茶相依,茶為祭奠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回正門外,置茶會,并用茶賜臣民;在宗教界,與陸羽同時代的僧忠談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玄月初九在慶川的南山三花嶺于野外備茶具向彌勒世尊供茶,忠談曾煎茶獻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飲茶以為練氣之用,花郎有四神仙在鏡浦臺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為官的新羅學者崔致遠有書函稱其攜中國茶及中藥回回故里,每獲新茶必為文言其喜悅之情,以茶供禪客或遺羽客,或自飲以止渴,或以之忘憂。崔致遠自稱為道莢冬但其思想傾向于儒莢冬被尊為“海東孔子”。
(三)新羅茶風的興盛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興德王三年》載:“冬十仲春,遣使進唐朝貢,文宗召對于麟德殿,宴賜有差。進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羅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時,已有茶。唯此時方得盛行。” 新羅第四十二代興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羅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韓國飲茶始興于九世紀初的興德王時期,并且開始種茶,這時的飲茶風氣主要在上層社會和僧侶及文士之間傳播,民間也開始流行。
(四)新羅的飲茶法
新羅當時的飲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餅茶煎飲法,茶經碾、羅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飲用。崔致遠在唐時,曾作《謝新茶狀》(見《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綠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甌”,描寫的便是煎茶法。崔致遠為創(chuàng)建雙溪寺的新羅國真鑒國師(公元755-850年)撰寫的碑文中記:“復以漢茗為供,以薪爨石釜,為屑煮之曰:‘吾未識是味如何?惟濡腹爾!’守真忤俗,皆此之類也。”真鑒國師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學,“為屑煮之”乃將茶碾羅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遠于唐僖宗時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時,故回國后帶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羅同一初期,開始引進中國的飲茶風俗,接受中國茶文化,是新羅茶文化萌芽時期,但那時飲茶僅限于王室成員、貴族和僧侶,且用茶祭奠、禮佛。新羅同一后期,是新羅全面輸進中國茶文化時期,同時也是茶文化發(fā)展時期。飲茶由上層社會、僧侶、文士向民間傳播、發(fā)展,并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總之,新羅同一時期, 新羅接受、輸進中國的茶文化,開始了本國茶文化的發(fā)展。飲茶首先在宮廷貴族、僧侶和上層社會中傳播并流行,也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則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二、高麗王朝時期
這個時期在中國,點茶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學和茶具文化日益繁榮,茶館興起,茶字畫始興,形成了中華茶文化第二個高峰。
高麗王朝時期,受中國茶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是朝鮮半島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興盛時代。高麗的茶道——茶禮在這個時期形成,茶禮普及于王室、官員、僧道、百姓中。
(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兩大節(jié):燃燈會和八關會必行茶禮。燃燈會為仲春二十五日,供釋迦,八關會是敬神而設,對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龍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設祭。由國王出面敬獻茶于釋迦佛,向諸天神敬禱。
太子壽日宴,王子王妃冊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禮,君王、臣民宴會有茶禮。朝廷的其他各種儀式中亦行茶禮。
(二)佛教茶文化
高麗以佛教為國教,佛教氣氛隆盛,禪宗復興,禪風大化。中國禪宗茶禮傳進高麗成為高麗佛教茶禮的主流。中國唐代懷海禪師制訂的《百丈清規(guī)》,宋代的《禪苑清規(guī)》、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規(guī)》和《禪林備用清規(guī)》等傳到高麗,高麗的僧人遂效仿中國禪門清規(guī)中的茶禮,建立韓國的佛教茶禮。如流傳至今的“八正禪茶禮”,它以茶禮為中心,以茶藝為輔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講究方位與朝向。
高麗王朝時期與新羅時期的明顯區(qū)別不僅以茶供佛,而且僧侶們要將茶禮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覺國師便欲參悟趙州“吃茶往”之旨,其《茶偈》曰:“呼兒音落松羅霧,煮茗香傳石徑風。才進白云山下路,已參庵內老師翁。”
著名詩人、學者、韓國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報(1168-1241)也把參禪與飲茶聯(lián)系在一起,其詩有:“草庵他日扣禪居,數(shù)卷玄書討深旨。雖老猶堪手汲泉,一甌即是參禪始。……”表現(xiàn)了禪茶一味的精神。
(三)儒道兩家的茶文化
高麗末期,由于儒者趙浚、鄭夢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眾禮。在男子冠禮,男女婚禮,喪葬禮,祭奠禮中,均行茶禮。著名茶人、大學者鄭夢周《石鼎煎茶》詩云:“報國無效老書生,吃茶成癖無世情;幽齋獨臥風雪夜,愛聽石鼎松風聲。”
流傳至今的高麗五行獻茶禮,核心是祭奠“茶圣炎帝神農氏”,規(guī)模宏大,參與人數(shù)眾多,內涵豐富,是韓國茶禮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禮,焚香、叩拜,然后獻茶,其源出于宋。
(四)百姓日常用茶
高麗時代百姓可買茶而飲,在冠禮、婚喪、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儀式中均用茶。
(五)飲茶方法
高麗時期,早期的飲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兩宋的點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訪問了高麗,徐后來著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但圖已佚失,惟文流傳。其《茶俎》條記:“土產茶,味苦澀不可進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其時以中國團餅茶為貴,茶具、飲法皆仿效中國制度?;兆跁r,是中國點茶道的高峰時期,趙佶本人就是點茶高手,親撰《大觀茶論》。高麗接受中國點茶道當不會晚于北宋徽宗時。
李奎報在《謝人贈茶磨》詩中說:“琢石作弧輪,回旋煩一臂。……研出綠香塵,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綠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詩:“風輪不管蟻行遲,月斧初揮玉屑飛。法戲從來真安閑,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點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當時的高麗流行點茶法。
高麗時期,是朝鮮半島茶文化興盛之時,初期流行煎茶道,中晚期流行點茶道。茶具文化也極輝煌,并影響日本。高麗在吸收、消化中國的茶文化后,開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禮就是代表。
總之,宋元時期,高麗在吸收消化中國的茶文化后,開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禮便是代表。高麗時期是朝鮮半島茶文化的最輝煌時期。
三、朝鮮李朝時期
這個時期,在中國明朝后期、清朝前期,棄團餅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獨領風騷。茶文學藝術興盛,茶館繁榮,形成了以泡茶道為中心的中華茶文化第三個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華茶文化由盛轉衰,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鮮李朝時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紀,受明朝茶文化的影響,飲茶之風頗為盛行,散茶壺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鮮。始于新羅同一、興于高麗時期的韓國茶禮,隨著茶禮用具及技藝化的發(fā)展,茶禮的形式被固定下來,更趨完備。朝鮮中期以后,酒風盛行,又適清軍進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鮮朝晚期,幸有丁若鏞、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師等的熱心維持,茶文化漸見恢復。
丁若鏞(公元1762-1836年),號茶山,著名學者,對茶推崇備至。著有《東茶記》,乃韓國第一部茶書,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與丁若鏞同時而齊名的哲學莢冬親得清朝考證學泰斗——翁方綱、阮元的指導。他的金石學和書法也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對禪宗和佛教有著淵博的知識,有詠茶詩多篇傳世,如《留草衣禪師》詩:“眼前白吃趙州菜,手里牢拈焚志華。喝后耳門軟個漸,東風何處不山家”草衣禪師(1786-1866年),曾在丁若鏞門下學習,通過40年的茶生活,領悟了禪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東茶頌》和《茶神傳》,成為朝鮮茶道精神偉大的總結者,被尊為茶圣,丁若鏞的《東茶記》和草衣禪師的《東茶頌》是朝鮮茶道復興的成果。
在《世宗實錄》(公元1454年)里記載慶尚道有6個地方和全羅道28個地方產茶,在《東國輿地勝覽》(公元1530年)記載慶尚道有10個地方及全羅道有35個地方產茶,慶尚道有3個地方和全羅道18個地方產貢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國茶二次大規(guī)模渡海傳進。朝鮮時期產茶遍及朝鮮半島的南部。
朝鮮李朝時期,中國的泡茶道傳進,并被茶禮所采用。但煎茶法和點茶法同時并存。朝鮮茶文化通過吸收、消化中國茶文化之后,進進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期,在民間的飲茶風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發(fā)展到了高峰時期。朝鮮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復興。
四、現(xiàn)當代時期
現(xiàn)當代是指二十世紀以來,這個時期,韓國茶文化走著一條獨立發(fā)展的道路。
韓國在日本統(tǒng)治下,全國47所高等女子學校中的大部分學校中都開設了茶道課,但茶文化發(fā)展緩慢。1945年光復后,茶文化復蘇,飲茶之風再度興盛,韓國的茶文化進進復興時期。
這一時期,韓國茶人出版了《韓國茶道》(1973),建立了茶道大學,創(chuàng)立了多種茶文化團體,今年又創(chuàng)辦了《茶的世界》雜志。
韓國“茶學泰斗”韓雄斌先生不僅將陸羽《茶經》翻譯為朝鮮文,還積極收集茶文化資料、撰述中國茶文化史,奠定韓國茶文化向中國尋根的觀念;
百歲茶星、韓國茶人聯(lián)合會顧問、陸羽茶經研究會會長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國并僑居8年,深進中國主要茶區(qū),潛心致力于中韓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錦堂茶話》、《現(xiàn)代人與茶》、《中國茶文化游記》等書,翻譯了明代許次紓的《茶疏》和當代莊晚芳的《飲茶漫話》等書。崔圭用先生特別重視與中國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齡后,仍四次來中國,令人敬佩。
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韓國國際茶道協(xié)會會長鄭相九先生譯著《中國茶文化學》,內含中國茶道精神、中國茶文化概觀等十二章,內容豐富。近年來,常來中國,率團表演韓國傳統(tǒng)茶禮。
還有韓國國際茶文化交流協(xié)會會長釋龍云法師、韓國茶人聯(lián)合會會長樸權欽先生、韓國茶文化學會會長尹炳相先生、韓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長金裕信先生、韓國佛教年齡社社會長崔錫煥等韓國茶人也紛紛前來中國進行廣泛而深進的茶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當代茶文化的復興與發(fā)展。
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學者如王家揚(原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會長)、陳文華(江西省中國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悅(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鐸(浙江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會長)、童啟慶(浙江大學教授)、夏濤(安徽農業(yè)大學教授)等亦到韓國訪問、進行茶文化交流。中國的主要茶道流派和機構也和韓國保持密切友好關系,如太極茶道、中國茶葉博物館每年都組織很多中韓茶文化交流活動。
旅居韓國的中國籍茶文化學者、韓國中華茶文化學會會長姜堉發(fā)先生,多年來致力于在韓國弘揚茶文化,多次率團來大陸參加各種茶文化活動。鑒于他對中韓兩國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被聘為“2002年世界杯韓國外交大使”。
在當代,中韓兩國的茶文化交流不僅頻繁活躍,而且進步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現(xiàn)當代,中韓兩國茶文化互動交流。韓國茶文化獨立發(fā)展并回傳中國,對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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