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歷史
文化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文化交流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歷史，一起來看看。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歷史
首先，“茶道”一詞的原創(chuàng)來自于中國，并不斷有所發(fā)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陸羽年長十幾歲并精于茶事的詩僧皎然。他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詩人談及飲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飲可“滌昏寐”，第二飲“清我神”，第三飲便達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詩尾提出了“茶道”一詞，這是富有哲理內(nèi)蘊的詞，與現(xiàn)代茶文化界對“茶道”的界定頗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也提到“茶道”一詞：“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統(tǒng)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封演為天寶年間(742～755)進士，大歷(766～779)中為縣令。這一時期，正是唐代茶文化定型并興盛的時期。封演之“茶道”興于中唐，是由于陸羽專著茶書，對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并且創(chuàng)制茶具24種，后又經(jīng)常伯熊的“廣潤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聞見記》一書大都實錄著者的所見所聞，可信度較高，內(nèi)容可靠，但其所述“茶道”則重在飲茶之風和茶藝的推行。
“茶道”兩字的出現(xiàn)，有一個漸進的發(fā)展過程。在晉代以后，茶成為日常飲料，文人雅士在品飲中感受到茶葉超出物質(zhì)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荈賦》的“調(diào)神和內(nèi)”指出飲茶調(diào)節(jié)精神，和諧內(nèi)心的功能。《晉書·桓溫傳》記“溫性儉”，《晉中興書》記陸納事，《南齊書·武帝本紀》的以茶為祭，并且“天下貴賤，咸同此制”，都體現(xiàn)出社會對以茶示儉的共識。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礎。
民間素有“陸盧遺風”之說，而與陸羽并稱的詩人盧仝，同樣在他的詩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生動地描繪了飲茶的七個層次：“一碗入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fā)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詩作雖然是具有夸張色彩的文學語言，卻與皎然的詩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茶道思想”并非僅僅對“茶道”一詞的解釋，而是從哲理的層面，從精神的世界，來進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與陸羽生活在相近時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對茶的功效進行了論述：“茶，起于東晉，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厭。得之則安，不得則病。”裴汶所說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飲茶的精神作用和社會功能，與皎然的“再飲”“三飲”大體相近，均屬于今天所謂“茶道”范疇，只是把這些功用作為并列關系排比。而在晚唐時期，劉貞亮更從理性角度對茶道精神進行概括，稱之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將茶葉功效歸納為十項：“以茶散悶氣，以茶驅(qū)腥氣，以茶養(yǎng)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yǎng)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禮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屬于茶道精神范疇。這里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會。飲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簡潔的語言將茶道功能提升到社會風習的最高層次，確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對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顯現(xiàn)在中國各類典籍的字里行間。北宋吳淑(947～1002)的《茶賦》，鋪陳講述了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暢、語句優(yōu)美之中，該賦特別強調(diào)：“夫其滌煩療渴，換骨輕身，茶蘚之利，其功若神”;“清文既傳于杜育，精思亦聞于陸羽”;“吳主之愛韋曜，先沐殊恩;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效在不眠，功存悅志”。這些，都屬于精神世界。特別是宋代茶書中，宋徽宗的《大觀茶論》更是直面茶道精神：“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閑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致清導和”、“韻高致靜”是對中國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提示出中國茶道的本質(zhì)特征，是對中國茶道的一大貢獻。
這種流風遺韻，一直綿延不絕。明代周履靖(生卒年未詳)仿效西晉劉伶的《酒德頌》而寫《茶德頌》，全文為：
有嗜茗友生，烹瀹不論夕朝，沸湯在須臾;汲泉與燎火，無暇躡長衢。竹爐列牖，獸炭陳廬;盧仝應讓，陸羽不知?？百v羽觴酒觚，所貴茗碗茶壺;一甌睡覺，二碗飯余。遇醉漢渴夫，山僧逸士，聞馨嗅味，欣然而喜。乃掀唇快飲，潤喉嗽齒，詩腸濯滌，妙思猛起。友生詠句，而嘲其酒糟;我輩惡醪，啜其湯飲，猶勝嚙糟。一吸懷暢，再吸思陶。心煩頃舒，神昏頓醒。喉能清爽而發(fā)高聲，秘傳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魯望之幽情。燃石鼎儼如翻浪，傾磁甌葉泛如萍。雖擬《酒德頌》，不學古調(diào)詠螟蛉。
這篇小品，寫嗜茗之趣，頌茶德之功，重在“悟玉川(指盧仝)之妙法，追魯望(指陸龜蒙)之幽情”。
同為明代的吳從先也寫有《茶德頌》，則又是另有深味。全文幾乎通篇用典，處處緊扣茶事，描繪出“維悅志之靈根，鼓穆清于玉川，感知已于竟陵”的別樣情懷，以及“邀素友”、“結(jié)清盟”的高士雅趣。吳從先有茶書一部，茶文一篇，自撰茶語十余條，采錄茶事四十余則。從吳氏《小窗四紀》鉤沉出《茗說》等茶文獻的茶文化專家王河先生很有見地地論述到：“細觀這些茶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吳從先的茶論思想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清’：茶話為‘清語’，茶事為‘清事’，飲茶為‘清享’，品茶為‘清韻’。甚至，因地利之便，能品嘗到劉伯芻七等之水，認為也是享‘清福’。在吳從先看來，正因為‘清’，才能茗碗相對，可免玄塵之想。”⒀吳從先的系列茶論，處處圍繞“清”字，這也正是他理解和追求的品茗境界與茶道精神。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zhì)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藝術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靜、幽深;“靈”指靈性、靈透;“遠”指深遠、悠遠。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說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更完美。“改吾聞見”，是說可以開闊和提高視野。“導吾杳冥”，則是徹悟人生真諦進入空靈的仙境。這正是飲茶的精神世界和社會功能，是茶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梢哉f，杜浚實際上已經(jīng)給中國茶道作了很好的總結(jié)，揭示出中國茶道的實質(zhì)。
海峽兩岸茶文化的交流歷史
閩南地處南亞熱帶地區(qū)，陸域介于北緯23度30分至28度22分，東經(jīng)115度50分至120度40分之間，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雨量充沛，溫暖濕潤為氣候的顯著特色。屬丘陵地貌，多為黃壤和紅壤，山多霧，草木茂盛，極適合茶樹的種植, 漳州地區(qū)的茶葉生產(chǎn)，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更有著悠久的種茶歷史和極為豐厚的茶文化底蘊，根據(jù)史料記載，早在唐高宗顯慶四年，長泰縣的天竺巖就盛產(chǎn)天竺茶，也就是說，在漳州剛剛建州的年代里，就有了關于茶葉生產(chǎn)的記載。明代中期，漳州已經(jīng)成了南方優(yōu)質(zhì)茶葉重要產(chǎn)區(qū)。漳芽，漳片等優(yōu)質(zhì)茶葉，也進入了宮廷。明中葉，月港作為東南沿海最大的走私港口，悄然崛起，極大地吸引了茶葉的生產(chǎn)，每年都有數(shù)以百噸的茶葉，從這里運銷東南亞地區(qū)。明未清初，漳州已經(jīng)成了福建東南沿海最大的茶葉集散地。
漳州茶葉的品種主要為烏龍茶。烏龍茶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包括產(chǎn)于福建的“武夷巖茶”、安溪的“鐵觀音”以及水仙、鐵觀音、烏龍茶;色種中的黃旦、本山、毛蟹、奇蘭、梅占，還有廣東的鳳凰水仙等，烏龍茶的種植區(qū)遍布漳州市的每個縣區(qū)，在華安的仙都，新圩，湖林，在平和縣的崎嶺、九峰、蘆溪，南靖的書洋，梅林，在漳浦的盤陀，南山，詔安的秀篆、白洋等鄉(xiāng)鎮(zhèn)。漳州茶葉的品種極為繁多，其中較為著名的就有鐵觀音、奇蘭、黃旦、單樅水仙、肉桂等，還有高級農(nóng)藝師鄭兆欽1982年選育成功的八仙茶，這個建國以來唯一新培育的茶葉品種，被列為全國良種茶樹，和平和奇蘭、長泰毛蟹、水仙等，在福建省優(yōu)質(zhì)茶葉產(chǎn)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全市的種植面積合計達25.85萬畝，年產(chǎn)量2.07萬噸.產(chǎn)值7.5 億成為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中的一項重要產(chǎn)業(yè)。而烏龍茶正是漳州人的最早創(chuàng)制的。
烏龍茶在工藝上采用了半發(fā)酵茶的制茶技藝，因而兼?zhèn)淞思t茶的甘醇和綠茶的清香，從而在茶葉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清康熙年間崇安縣令陸廷燦在《續(xù)茶經(jīng)》一書中引用王草堂的《茶說》中的一段文字：“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謂之頭春，茶采后以竹筐勻鋪，架于風日中，名曰曬青，候其青色漸收，然后再加炒焙。陽羨界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蘿龍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純。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攤，攤而摝，香氣發(fā)即炒，過時不及皆不可，既而焙，復揀去老葉及枝蒂，使之一色。”這是對烏龍茶的制作工藝的最早記載。此外，《武夷山志》記載的“武夷茶歌”和《泉州府志》記載的“安溪茶歌”也是烏龍茶最主要要史料：
《武夷山志》載有《武夷茶歌》一首：“凡茶之產(chǎn)視地利，溪北較厚溪南次，平州渚渚土膏輕，幽谷高岸煙雨膩，幾茶之候視天時，最喜天晴北風吹，若遭陰雨風南來，色香頓減淡無味，近時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標名異，如梅斯馥蘭斯馨，大抵焙得候香氣，鼎中蘢上爐火紅，心閑手敏工夫細，巖阿宋樹無多絲，雀吞吐紅霜葉醉，終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積雨山樓苦晝間，一宵茶話留千載，重烹山茗話枯腸，雨聲雜沓松濤沸”。
《泉州府志》也載一首《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陰長濕生叢茶，居人清明采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后焙不爭差，真?zhèn)位祀s人瞶瞶，世道如此良可嗟。”
二首茶歌的作者同是阮旻錫，阮氏號夢庵，字疇生，廈門同安人，明世襲次千戶后裔。李自成入北京后，旻錫慨然追隨鄭成功入臺，后遁入武夷山中為僧。根據(jù)以上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武夷茶制作方法與現(xiàn)代烏龍茶的制作方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我們注意到，二首茶歌都提到“近時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標名異”，“漳人好事自珍秘”，“邇來武夷漳人制”，說明，烏龍茶的制法是從漳州一帶傳入武夷山的，“溪茶遂仿巖茶樣”則說明，這一技藝又從武夷山傳入安溪。
以上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漳州是烏龍茶的創(chuàng)始地，武夷，安溪，臺灣等烏龍茶的主產(chǎn)區(qū)和烏龍茶生產(chǎn)技藝都是從漳州直接或間接傳播過去的。
根據(jù)乾隆《龍溪縣志》記載：“靈山寺茶俗貴之，近則遠購武夷茶”說明漳州栽種茶樹歷史悠久，也有靈山寺茶等名貴茶種，但產(chǎn)量有限，民間茶風日盛，僧多粥少，引起價格上揚，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產(chǎn)區(qū)采購經(jīng)營，必然帶去了漳州的茶葉加工技術，為武夷茶區(qū)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豐富的茶葉原料，到武夷山開辦茶葉加工企業(yè)，便有一部分技術工人從此定居下來，直到今天，武夷巖茶的制茶工人，也還有相當一部分為閩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則為祖上遷居江西上饒河口從事制茶的閩南人。
烏龍茶的生產(chǎn)技藝很快地被武夷山，安溪等茶區(qū)仿效，成為福建茶區(qū)的主要制茶工藝，并隨著漳人的入臺傳入臺灣，列為中國十大名茶之一。形成了以閩北的“武夷巖茶”、安溪的“鐵觀音”最為著名的，包括了水仙、鐵觀音、以及黃旦、本山、毛蟹、奇蘭、梅占等，臺灣在十九世紀中葉發(fā)展起來的臺灣凍頂烏龍，近年來漳州人培育的八仙茶等，在福建，廣東、臺灣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形成了很大的消費市場。
烏龍茶以其半青半黃的茶色，蕩氣回腸的清香，很快就風糜南國，波及整個東南亞。它適應了這片吹拂著濕潤空氣的南國，這條長年風濤呼嘯的海岸，以其獨特的魅力，加入了紫砂壺，若琛杯，風爐等一系列妙趣天成的茶具，從單純的飲料中走了出來，在閩南粵東地區(qū)形成了獨特的功夫茶文化。
與福建水水相隔，同享一段緯度的臺灣省，也是我國重要的茶葉產(chǎn)地和消費地。據(jù)近年的統(tǒng)計資料表明，全島的茶園種植面積約為28萬畝，年產(chǎn)茶葉近2萬噸，年產(chǎn)值約為1億美元，面積，產(chǎn)量和產(chǎn)值與漳州大致相等，而在東南亞地區(qū)，比大陸的影響可能更大。臺灣的茶業(yè)種植范圍很寬，可以說遍及全島，東部有臺東的鹿野與花蓮的瑞穗，主產(chǎn)清香型烏龍。中部有南投鹿谷的凍頂烏龍，是一處開發(fā)近二百年歷史的茶區(qū)。茶園處在海拔800米的山上，其凍頂烏龍名傳遐邇。沿著上阿里山景區(qū)一路上全是茶的世界，而到海拔1000-2000米處則有高山茶園。南端佳樂風景區(qū)又有金萱茶。北部則有有著名的文山包種與木柵觀音。
早在明代晚期，荷蘭人占領臺灣的時, 在臺灣就有發(fā)現(xiàn)茶樹的記載，被認為是臺灣本土的野生茶。清初《諸羅縣志》中，也有關于水沙連(現(xiàn)南投埔里)有產(chǎn)茶的記載，但地處深山，數(shù)量不多，可能也僅限于少量采摘，采用簡易的制作，供少數(shù)人試飲，僅作為一種標本的發(fā)現(xiàn)載入歷史。
后來臺灣的茶葉基本是從大陸引進的，閩南人是進入臺灣的年代很早，據(jù)地方史料記載，早在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跟隨南宋末代小皇帝南逃的將士，在廣東被元軍擊潰后，由郡馬都慰陳植率領一部分人突圍，從海上飄流逃往澎湖、臺灣避難;同時元軍攻陷東山時，都尉陳元霖帶領抗元將士為避難，渡海到了澎湖、臺灣。之后，不斷有閩南人零零星星借助漁船貸船遷居臺灣。明天啟四年(1624年)，海澄人顏思齊從旅居地日本帶領28名閩南同鄉(xiāng)，駕船在臺灣笨港登陸，創(chuàng)立了閩南人集中開拓臺灣的先河，他陸續(xù)招募了3000多名漳州一帶的青壯年。在臺灣進行捕魚、墾荒和海上貿(mào)易。到了清代初年，鄭成功率軍渡海，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了臺灣，率軍入臺者有大批漳州籍的將士，從此留在臺灣屯墾，并帶去了大量的親友和大陸家眷，其時，偷渡到臺灣去謀生者在數(shù)萬之眾。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被收復后，由于漳州人對臺灣已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偷渡和合法途徑移民臺灣者源源不絕。其中有如王錫祺者。延至清乾隆嘉慶時期，清政府取消大陸人攜家眷赴臺的禁令，興起了移民大潮，也出現(xiàn)了像吳沙，林成祖等率眾墾殖臺灣,在臺灣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的名人。
移民社會里，通常都是同鄉(xiāng)互相投靠，相同的藉貫組成聚落，并擁有相對獨立的地域，這一現(xiàn)象也有助于將故鄉(xiāng)的傳統(tǒng)習俗在新的聚居地里保存和沿續(xù)。清代初期，烏龍茶的加工技術已經(jīng)在閩南地區(qū)成為主流，并開始出現(xiàn)了工夫茶藝，這一茶藝的出現(xiàn)也表明了飲茶習俗在閩南的民間擁有很大的空間，存在于社會各個階層之中。渡臺的閩南人中，無論是施瑯、藍理、藍廷珍、藍鼎元、黃性震等官史，更是大量的平頭百姓，其中必有相當一部分接受了工夫茶藝的薰陶，這些人的入，必然也帶支了故鄉(xiāng)的生活習俗的生產(chǎn)技術，茶葉的生產(chǎn)、制作技術以及飲用習俗也。
目前已知最早的將茶樹引種在臺灣的資料見于連橫先生所著的《臺灣通史》中：清代嘉慶年間(1797年～1820年)，有位柯朝氏將武夷山的茶苗，種植在今臺北縣瑞芳附近一叫魚坑的地方。當?shù)赜胁韪?“柯朝帶茶來臺灣,昔時種茶頭一番,滬尾地區(qū)種滿滿,對面文山才再傳。”成為臺灣凍頂烏龍茶的由來。
清代咸豐乙卯年(1855年)，由南投縣鹿谷鄉(xiāng)的舉人林鳳池氏，自福建引入青心烏龍品種的茶苗，種植于鹿谷的山區(qū)。此為凍頂烏龍的起源。這一地區(qū)屬阿里山系, 祖藉多以漳州為主,泉州次之,性氏則以陳、林為大姓。林鳳池，為咸豐5年(1855年)舉人，自幼家貧，但努力向?qū)W，而后中舉，衣錦還錦，並帶回青心烏龍茶苗三十余株，成為臺灣烏龍茶的始祖。
清代光緒年間(1875年～1908年)，張乃干和同鄉(xiāng)張乃妙奉老板之命，專程回故鄉(xiāng)安溪，引進了純種的鐵觀音茶苗，種植在指南宮山坡上，成為木柵正樅鐵觀音之祖。
閩臺兩地的茶產(chǎn)業(yè)與茶文化可以說是一脈相傳的，茶葉品種從福建引進，制茶技術也同樣源自大陸，甚至制茶工匠，也都是從福建的產(chǎn)地直接請去的。但是，臺灣茶業(yè)的發(fā)展，同時也受到印度，日本。韓國的影響，其中1895-1945年50年間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臺灣的茶葉受到日本茶道的影響，又于1926年，將印度的阿薩姆茶引進于臺灣，在南投的魚池鄉(xiāng)試種，并設立“魚池紅茶試驗所”，并以“日東紅茶”之名生產(chǎn)。此時，臺灣茶主要還是用以外銷，有記載僅同治八年(1869年)就外銷至美國有120萬公斤的臺灣烏龍茶。其產(chǎn)品也必須迎合消費者的要求，二地的交流出現(xiàn)了人為的因素與技術交流阻障的原因。自此，臺灣茶在生產(chǎn)管理，加工技術，也逐漸游離原產(chǎn)地的傳統(tǒng)，產(chǎn)品開始形成了具有獨特外形、香氣的臺灣茶。
抗戰(zhàn)勝利后，臺灣茶依然以外銷為主。之后而兩岸的長期隔離，茶葉的發(fā)展道路也缺乏交流，其中自有獨自的生產(chǎn)管理模式，制茶的技術也有所不同。七十年代后，由于世界經(jīng)濟的不景氣，茶葉的外銷量大為萎縮，臺灣政府因此轉(zhuǎn)而鼓勵內(nèi)銷，除了在制茶的技術上的提升，茶葉的生產(chǎn)也得到較大的扶植，此后也由于臺灣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飲茶風氣也開始普及。飲茶風氣與茶葉生產(chǎn)產(chǎn)生的互動，臺灣茶的生產(chǎn)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上茶藝館聊天泡茶，蔚為風氣。到了九十年代。茶葉生產(chǎn)達到了顛峰。新的工藝不斷出現(xiàn)，舊的傳統(tǒng)也被不斷地挖掘出來。
七十年代后期，民間的工夫茶館出現(xiàn)了，并很快地被全島所接受，過去只零星地保存在民間的工夫茶俗“老人茶”又被喚醒了，工夫茶館蔓延至全省。同時，形成于閩南地區(qū)的傳統(tǒng)的工夫茶俗以及相應的器具也回歸到臺灣社會中。
清初開始出現(xiàn)于閩南粵東，并傳到臺灣的工夫茶人俗極為煩瑣，單從茶具上講，講究茶壺、茶杯、風爐、蒲扇、茶筐，包括風爐、水鍋、茶壺、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其中茶壺系用紫砂壺，最受推崇的是時大彬制的紫砂壺，其次為孟臣壺，但這些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以使用宜興壺或潮州生產(chǎn)的朱泥壺為限，但不管誰的壺，傳統(tǒng)有四大要求，即“小、淺、平，老。平就是造型選擇低矮的圓壺，壺的流、執(zhí)、口三頂點要求平，即所謂“三山平”;容量從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為常見，又以三杯為好，或認為三杯正好成“品”，應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說，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淺不宜深”之說，淺能釀味，留香，又不蓄水，茶葉不會變澀;而“老”字指的是古壺，以明清為貴，現(xiàn)代產(chǎn)品，就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了。茶盤又稱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區(qū)大部分采用東溪窯產(chǎn)的米黃色釉小開片盤，這種盤內(nèi)底寬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講究到冬夏有別，即冬天宜深，盤中能聚熱水以溫壺，夏天則不宜水，以利散熱;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畢竟是康熙一朝之物，豈能妄求，總之，白瓷小杯即可。而火爐也講究大壯爐，大壯者為漳州南靖縣馬坪人，以制爐著，平和的琯溪出產(chǎn)的長支竹，節(jié)長枝細，上下勻稱，閩南地區(qū)專以編織相關的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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